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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时间:2010/3/26 】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5卷 第2期 2009年4月 】 【作者: 宋学智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已经浏览2194 次】

    [摘  要] 按照译者的国籍来判定译本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但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双重性,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翻译文学具有的世界文学意义是它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依据;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也为其自成体系提供了恰当支持。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
    [关键词]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

    翻译文学能够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离不开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地位的大力张扬。早在1989年,谢天振就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并提出“恢复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张。[1]不久,他又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和《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两文,再次指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予以叙述,这是值得肯定的”。[2](p227)同时指出:“在20世纪这个人们公认的翻译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机,也许该是到了我们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从理论上给予承认的时候了。”[3]尽管在谢天振之前也有几篇关于翻译文学的文章发表①,但或许由于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与翻译的关系不大,或许由于所谈内容的侧重问题或其他客观原因,这些文章在译界影响不大。毫无疑问,正是谢天振的几篇文章,才渐渐引发了译界和比较文学界乃至文学界对翻译文学研究和探讨的热情。

    当然,谢天振旗帜鲜明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1995年的《书城杂志》曾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和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提供了探讨的平台,两种观点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②由此,翻译文学的归属成为翻译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而总的看来,主张“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声音处于强势。几乎同时,有论者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4]。进入21世纪,谢天振继续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之《序》中,再次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模糊认识”,认为“外国文学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翻译文学之中的一个虚幻的概念,而翻译文学才是他们实实在在接触到的文学实体”,“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性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5](p10~15)从2001到2003年,谢天振在“三本翻译文学卷的序言里反复讨论、阐述和论证”了“翻译

    ① 如朱仰山:《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载《鲁迅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陈玉刚:《论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李慈健:《论近代翻译文学》,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李必录、钱荫愉:《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载《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见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载《书城杂志》1994年第1期;王树荣:《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试与贾植芳、施蛰存先生商榷》,载《书城杂志》1995年第2期;谢天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施志元:《汉译外国作品与中国文学——不敢苟同谢天振先生高见》,施蛰存:《我来“商榷”》,均载《书城杂志》1995年第4期。

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并且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命题。[6]他十余年来“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界应有的‘承认’”,最终“看到国内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支持并与他一起呼吁承认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7]2004年是谢天振的观点最有人气的一年,如查明建就表示支持:“我们说翻译文学是译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了翻译,在语言形态上有了改变,更主要的是,文学翻译受制于译语文化主体性的需求,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过程还是译作的文学效应,都受到译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和影响。这样,译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融入进了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的文学作品”[8];张德明认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并对“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流浪生涯”表示不解[9];王向远则在专著《翻译文学导论》中,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与“本土(中国)文学”的关系。关于前一种关系,王向远说:“总之,只要承认文学翻译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承认与原作绝对不走样的忠实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那么,‘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就不需多费烦词了”;关于后者的关系,他说:“有必要在‘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最后结论是:“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10](p13~22)

    当然,不赞成的声音也是有的。两种观点曾在《书城杂志》上交锋,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里收入了三卷《翻译文学集》,而三卷主编施蛰存就表示:“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中国文学’”[11],这三卷主要是“探索了五四运动以前三十年间的外国文学输入的情况,其得失,及其影响”,展示了“外国文学本体的影响”和“外国文学译本尽了它们作为一个文化转形期的历史任务”[12](导言,p26~27)。所以,谢天振也承认《翻译文学集》“并不把翻译文学视作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5](p10)。郭延礼在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的课题时,实质也是探讨“外国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影响”。[13]

    在翻译文学归属的问题上,张南峰的观点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他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把翻译文学纳入本国文学史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但按照作者的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而承认翻译文学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移性,才是出路所在。[14]笔者认为,在翻译文学归属上的二元对立现象还会持续。尽管从刊发的文章看,持翻译文学归属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观点的人很多,但持相反观点的人实际上恐怕还占多数,这是由一些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和传统的认识模式决定的。因为其一,没有外国文学,哪有翻译文学?没有作者的创作,哪有译者的再创作?外国文学是翻译文学之源、之本,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差异非本质差异。其二,翻译文学研究成果一般只能发表在外国文学类或比较文学类期刊上,而不能或绝少能刊发于纯中国文学类的期刊上,也说明了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翻译文学应归属于外国文学。此外,王向远认为:“好的‘翻译’,‘信达雅’的译作,对于读者是可靠的,对于研究者也应当是可靠的……翻译家毕竟是翻译家!他常常比我们自己的阅读更准确可靠!”[15]既然翻译文学那么依靠于外国文学,二者之间能有多大差异呢?王向远还指出:“不认为译本是一种低于原作的替代品”,是“阅读上的一种正确的心态”。[10](p45)其实,就是谢天振本人也把翻译文学作为“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的“简称”[3]。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二者之间可以加入一些定语,如说:翻译文学是融入了译者劳动的面向译语读者的外国文学;但我们不能否认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本质联系。过去的人们轻视翻译,就因为只看到翻译的摹仿性而没有看见摹仿性中包含着艰苦的创造性。那时没有把译者与作者齐名署于译作的封面,是对译者的一种轻视;而今因为翻译的创造性而把翻译文学单单归入中国文学,未免夸大了译者的创造性而缩小了作者的创造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原作者的轻视。把翻译文学纯粹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如翻译系是否也是中文系里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文学是否还存在?等等。不可否认,翻译文学“含着翻译家自身独特的创造性”[10](p13),但译者的创造性是在语言转换层面上的创造性,而不是创造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生命。翻译家的创造性可以作为翻译文学归入中国文学的理由,但不能作为否认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的理由,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抹杀了原作者的创造性。反过来说,翻译文学如果不含有翻译家自身独特的创造性,也就不是翻译文学了;同样,译作与原作如果真的达到了“绝对不走样的忠实”,那就成了科学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了。中国文学史收入翻译文学不代表翻译文学只属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没有收入翻译文学不代表翻译文学就不属于外国文学。但不管怎么说,前人因翻译的摹仿性而瞧不起译者和当代人因译者的创造性而忽视作者,都失之偏颇。

    所以,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原语文学和属于译语文学都具有合理性,但如果在二元对立的层面做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视翻译文学属于原语文学(外国文学)的合理性应大于属于译语文学(中国文学)的合理性。我们从当今出版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封面作者署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是第一作者,译者是第二作者。翻译文学既然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必然与外国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键是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没有发生质变。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主要是质的联系、内容的联系,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主要是文的联系、形式的联系;在质或内容上,它依赖于外国文学,在文或形式上,它依赖于中国文学。然而文学作品是注重形式的,讲究文质彬彬的,因此不能轻易否认“视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从内容看,虽然它主要是外国文学,但译语语言本身的文化积淀必然使翻译文学或多或少粘连上译语文化的某些蕴涵;从形式看,翻译文学虽然使用的是译入语,但原语不同的词法、句法、文法和表达方式,必然使译入语也或多或少带有原语的一种洋味。所以,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至今并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二元对立恐怕还会对立下去。各人看问题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同,导致了观点的不同。在这种局面下,张南峰的观点具有积极性的突破意义,他把我们的认识引入了第二个层面,摆脱二元对立。

    张南峰在文章最后说:“国别文学史不单应该或者可以研究外国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而且也应该或者可以研究本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假如我们认为,不研究前者,国别文学史就不完整,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完整的国别文学史还必须研究后者。”[14]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具体看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这就意味着,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既要研究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要研究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反之,完整的法国文学史也同样既要研究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也要研究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在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接受,是一块双方可以共同开发的领域,这种双方都拥有的开发权利,使得翻译文学具有了国籍的双重性。[16]

    然而,翻译文学就只是供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的那一部分吗?翻译文学能否自成一个文学体系呢?对此,我们似应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翻译文学具有世界文学意义。所谓“世界文学”,在笔者看来,是指借用了另一种语言提供给原语国以外的他国读者阅读的文学,是指走出了民族文学的国境、超出了民族文学范围的文学。[17]巴尔扎克的原作Le Père Goriot只能称为法国文学,还不具有世界文学意义①,而傅雷的译作《高老头》走出了法国国境,面向中国读者,因而才具有了世界意义。同样,曹雪芹的《红楼梦》不经过翻译,也只能称为中国文学,只有翻译成外文,面向外国读者,才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这种世界文学意义是原语文学和译语文学通常都不具有的,但翻译文学具有,因为翻译文学经受了文化交流的活动过程,具体说,经过了译者的文学翻译活动,因而与原作相比,翻译文学融入了译者再创作的劳动,变成了原作者和译者共同打造的文学作品。翻译文学“脱离原语语言外壳”[18](p115),开始借用另一种语言作为旅行工具,说明它已具有了独立于原语文学的活动能力,因而具有一种独立性。同样,翻译文学也不同于国别文学,因为国别文学在没有经受文化交流活动的过程之前,还是作家个人完成的作品。它没有经过译者“参与”和“合作”的再创造过程,没有被“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19](p478),它还是一度创作,不具有二度创作后的任何特征。而不经过文学翻译活动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这一点,对于外国文学和对于中国文学都一样。英国文学可以不经过翻译进入美国,但笔者认为这只能算作英语世界文学,它与经过汉译进入中国的英国文学不同。翻译文学自然是经过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再创作过程,所以它具有世界文学的身份,这种身份构成了它的独特性。歌德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20](p364)很显然,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民族文学以外的文学。如果在这里,我们把世界文学视作翻译文学,把民族文学视作中国文学,那么就会承认,翻译文学具有独特于和独立于中国文学的价值及地位。每个国家的文学都是

    ①我们可以说一部原著尤其是一部优秀的原著具有世界文学性,但世界文学性与世界文学意义在笔者看来有所不同:前者应指一部文学作品中潜藏着的尚未释放出来的世界文学的因子;后者应指经过了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具体的翻译活动)而得到彰显和释放的,或者说,已被激活的世界文学的因子。

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很大的系统,把它们翻译成汉语,全部收入中国文学史,这样显得合适吗?法国很早就有个笑话故事:一个叫马利尤斯的猎手自吹自擂,说他多么勇敢,曾单枪匹马地对付一群追赶他的狼。他打死其中一条狼,那群狼便停下把死去的狼吃掉,而后继续追他。当最后剩下一条硕大无比的狼追他的时候,他的牛皮自然就吹破了。所以,我们既应认识到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不能无限夸大其合理性。中国文化的恢宏博大和强劲的融合力,主要并不在于把这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收入中国文学,而在于对这些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积极健康的艺术、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吸收、融化。退一步看,即便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观点出发,我们也应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乃至“创造性叛逆的性质”,既然能决定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也当然能把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意义为翻译文学获得独特于和独立于原语文学(外国文学)和译语文学(中国文学)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换个角度看,如果认为译者在两种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中还起着桥梁作用,那么,这个桥梁实际所指,已不是译者这个翻译主体,而是这个翻译主体用心血融化了外国作家的作品后的结果——翻译文学,由翻译文学构成的这座桥梁,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21][22]

    其实,就是谢天振本人也反复强调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相对独立价值”[23]和“独特的文学面貌”[5](p15),始终把翻译文学看作“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实体”[1]、“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2],力图说服学人认同“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的存在”[3]。查明建也认识到了翻译文学的“独立文学品格”[8]。王向远更是“确认‘翻译文学’的独立的、本体的价值”[10](p11)。然而,他们却在二元对立中作了选择。既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翻译文学视为与中国文学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没必要把它束缚在中国文学里,这种做法并不代表真正给予了翻译文学应有的地位。而张南峰的观点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鉴于上文我们对翻译文学特有的世界文学意义的分析,鉴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促使学科越分越细的态势,鉴于文学翻译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予翻译文学一个独立地位,为什么非要把它继续束缚在传统的学科分类里?再说,既然翻译文学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本身的自足性自然使得翻译文学相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具有它的自足性,而翻译文学具有的这种自足性,恰恰又进一步支持了翻译文学的独立存在。所以,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存在,这才是真正符合多元系统理论的思考。

    翻译文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傅雷笔下的翻译文学经典《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提供很好的说明。谈起这部经典译作,我们当然会想到罗曼·罗兰,同时,也会想到技艺精湛的翻译家傅雷,因为傅雷与罗曼·罗兰两人所具有的同样深厚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以及同样崇高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不可否认地使二者构成了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对绝配。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虽与原作是直系亲属的关系,但它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原作无法完成的,是通过翻译家傅雷燃烧了生命与艺术的激情才实现的。所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独立于原作的地位。同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借用汉语语言为传播工具,运载了罗兰用法语语言所表达的艺术生命和文化景色,让中国读者接受了一次外域文学的洗礼,领略了一次外域文化的景观,感受了一个贝多芬式英雄人物向上和向善的生命旅程。傅雷起到了一个外国文学使者的作用,而其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翻译文学则具体表现了原作即外国文学的价值,这就是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独特于和独立于中国文学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反对把翻译文学收入中国文学史,但像傅雷这样“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24](p25)所创造出的翻译文学经典,以及像朱生豪、杨必等一批优秀翻译家所创造出来的翻译精品,更应当写入独立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就像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55万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一样,就像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76万字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一样。相信两部翻译文学史巨著和其他已经面世和将要面世的翻译文学史会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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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文俊]

    [作者简介]宋学智(1961-),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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