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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涛:为什么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①
【时间:2010/3/18 】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 2004年第4期(总第57期) 】 【作者: 邹涛】 【已经浏览3114 次】

  在各种鸿篇巨制的中国文学选集中,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首次收入厚达三卷本的“翻译文学集”。尽管编者此举的指导思想只是“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以便更好地“透视近代文学的发展的轨迹”,②但仍充分表明学界已认识到翻译文学对我国原创文学的重大影响,标志着国内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身份意识的觉醒。2002年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共十卷)也单独收录了一卷翻译文学《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任此分卷主编的谢天振先生则在序言中明确宣称“旨在强调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在突出文学翻译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生活中所占有的不容忽视的地位”。③有鉴于这套丛书的规模和影响,以及对翻译文学的鲜明态度,这称得上是真正把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当作中国文学一部分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为什么要把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呢?其学理依据在哪?赞同者提得最多的论据就是译者的主体性——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可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本文作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开拓出一个新的视角——文学的他国化,来进一步阐发把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的原因。

    文学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通过译介等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中,会与接受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传播者的个人审美倾向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鲜明的接受国文化产品特征。对那些审美信息含量高的文本的翻译是文学与文化他国化的主要途径,它在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源于翻译。用古希伯来语写的《旧约》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诸语言的话,两千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大可能产生,欧洲文化也就难以出现。欧洲很多国家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都有赖于对《圣经》的翻译。可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文化语境不同,作为许多欧洲国家第一部民族语言文学作品的《圣经》译本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催生出各国不同的文学样态。可见,翻译审美意味浓厚的文本绝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一种依具体的接受语境而进行的改创,是译入国化了的文化之间的协商产物。

    卡斯特罗(Brian Castro)曾经说:“当一个人讲着或翻译中文的时候,他就在比喻的意义上变成了中国人;当一个人讲日语的时候,他就‘成了’日本人。”④他这样说的理论依据在于每一种语言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讲述着这个世界。以往的各种翻译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对等理想。无论是文字还是精神上的对等、形式还是效果上的对等,都使得翻译成为忠实精神的一种象征。这种精神不仅拉平或降低了语言差异,而且对等的设想遮盖了在不同语言关系中运作的文化差异。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讲,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根本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根据索绪尔(F. 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语言的意义决定于同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各符号之间的差异,而由于“本位观”的影响,每一种语言系统的各符号之间的差异有其独特性。所谓“本位观”,是指“站在本体的基本立足点上观察事物”。⑤譬如说,中国人看欧洲向西望,因而欧洲成了“西方”;同理,东亚在欧洲人眼里是“远东”,而地中海东岸至印度一带则成了“近东”、“中东”。“离经叛道”是恪守“经”与“道”的人的本位观判断,对于无“经”与“道”信仰的人则无所谓“离”与“叛”。由是观之,人类观察事物的本位观,给使用的语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层面都建立在“本位观”的基础上,“本位观决定了价值观、真值观,而不是相反”。⑥每种语言都充斥着反映本民族“本位观”的词语、成语和表达方式等等语言材料和现象,各符号之间的差异因而是民族性的,所以,完全对等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

    文学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构筑了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学的话语,这种话语允许将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文化当中,以协调陌生性与熟悉性之间的空间。那么,这样一种话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Quintilian)认为,原作为译者提供灵感,使之在目的语中创造出一套新的表达方式。⑦这一套新的话语方式用的基本素材仍是目的语的,创新之处在于:译者凭借原作提供的灵感,打破这些基本素材的传统组合方式,将之加以重组和建构,从而减弱了附着在约定俗成的组合方式上的文化色彩,容异度得以提高,源语文学与文化因素因而得以渗透进来。当译作的意义在与目的语读者对话并在目的语文学与文化场中展开时,它就成了一种带有相异性的目的语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相异性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毛宗岗语)⑧的妙境。译者能够借助原作提供的灵感构筑一种新的话语,跟译者本人深具杂合特色的语言文化素养分不开。既然每种语言都是一种认识和叙述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主体是由语言文化所构造的,那么,通晓数种语言的人就是一个精神更加自由的人。卡斯特罗说得好:“当我们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重新创造自己,而且也是在摆脱我们自身语言那种僵化的局限性。”⑨译者穿梭于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同时受到源语和目的语文学与文化的熏陶,因而具备了协调陌生性与熟悉性的能力,能够在文化接合处为翻译文学在目的语境中求得生存空间。

    王佐良先生说:“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决定了外来成分的或荣或枯”⑩。综观翻译文学史,翻译文学往往会积极配合某种文化政治目的,成为一国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要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学。⑾ 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1921年9月和10月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分别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译者会有意识地改造原文,突出迎合翻译目的的那一部分,或缓解两种文化图式之间的张力,让目的语读者觉着新鲜、惊讶的同时不至于有抵触、排斥情绪。⑿ 因此,每个时期的译本(尤其是受欢迎的译本)都透露出当时的语言、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带有鲜明的译入国文化特征。

    有一点必须明确提出的是,“他国化”不同于“归化”。“他国化”是翻译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翻译界平常所说的“归化”只是一种与“异化”相对的具体的翻译策略。“归化”往往是尽可能用现成的目的语文学与文化因素去替换原作中的独特表达,以遮蔽的方式来弥合文化差异。如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把“怡红公子”翻译为“Green Boy”就是典型的归化法。“红色”在中国代表吉祥、喜庆,在西方代表流血、殉难。于是,译者将“红”归化为西方人喜欢的“绿”。诚然,“归化”策略将使翻译文学的“他国化”特征更为明显。但如果一味“归化”而排斥“异化”,翻译文学“他国化”的特征将失去不少魅力。因为,翻译文学的“他国化”(译入国化)其实有两层涵义:一是它的生命表现形式是目的语,其意义生存空间在目的语文化场;二是它使用的是一套陌生化了的目的语文学话语,因而不同于原有目的语文学。正是第二层含义使得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中有着独特的魅力。如果一味使用归化法,自然将淡化其独特性、减少其推陈出新的功力了。如英语里面有kill two birdswith one stone,采用异化法直接把它译成“一石二鸟”,能使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一箭双雕”的同时,还获得一种新鲜感,汉语表达方式也得以不断丰富。

    以往的学者声明翻译文学属于国别文学时,都不约而同地以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论据。为了突出这一点,他们只分析那些归化的例子,对异化现象则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这是一种逃避问题的做法,也是学界很多人仍对把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心存疑虑的重要原因。其实,为什么要逃避呢?难道有异域色彩就不是本国文学了吗?中国原创文学中,尤其是当代文学中,有些作品借用、化用外国文学新鲜因素的痕迹非常明显,可是谁也不会把这些作品排除出中国文学之外。那么,翻译文学仅因其保持了较多的源语文学因子就得站在中国文学殿堂门外吗?其实,由于经历了语言的转换,即使采用“异化”法,也同样需要译者创造性地利用译入国语言文化才能达到好的效果。譬如上面所说的“一石二鸟”的译法就创造性地借用了已有汉语成语,同时又忠实传达出原文的意象。所以,不管是归化也好,异化也好,都能体现出译入国化的特征。

    正如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⒀ 这种文化的“杂交”与“混成”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不断他国化的过程。就文学而言,文学交流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他国化的历史,翻译文学则是文学他国化进程中的主角。

    注:

   ① 本文受到我的导师曹顺庆先生的启发,同时还得到电子科技大学青年科技资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② 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上海书店1990年,第27页。
   ③ 谢天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④⑨ Brian Castro,Lookingfor Estrellit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9, pp.152—153,pp.152—153.
   ⑤⑥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9页,第20—21页。
   ⑦ 参见Rainer Schulte, Et al.Theories ofTranslation,Chicago UP. 1992. pp.11—16.
   ⑧ 蔡新乐:《翻译的对象——异质性》,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6页。
   ⑩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研究出版社1989年。
   ⑾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光盘1.2版,季羡林、许国璋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⑿ 参见曹顺庆、邹涛《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6—19页。
   ⒀ 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4—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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