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的大脑既不是“白板”，也不具有“天赋观念”，但在具体认识之前，就已经潜在地存在着某种原型。这种原型对个体来说是先验的，而对于群体或人类整体来说则是后天的、经验的。原型一方面是“人类历史的浓缩”；另一方面是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它是先验与后验的统一。原型在认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制约着人的认知方式、评价方式和审美方式，是人的认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是第一个提出“原型”概念的人。他说：“原型是前理性精神的器官。它们是起初并无特定内容的永久遗传形式和观念。它们的特有内容只有在个体生命过程中才出现，假如个人经验在上述形式中被接纳的话。”①它是“本能行为的模式”，是“整个祖传精神功能沉淀物”的重复，即后来他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本文所说的原型概念与荣格的“原型”概念不同。它不只是个心理学的概念，而更是一个哲学概念。它不仅包括荣格所说的“祖传精神功能沉淀物”，而且还包括个体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物。是先验与经验的统一。具体说，它是指个体在具体认识之前，在头脑中就已经存在的一种认识模式或方式。本文拟就原型概念的历史演变、本质特征以及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原型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演变

   原型(archetype)又译为“原始模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而“typos”意为形式。柏拉图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指谓事物的理念本源。在他看来，现实事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而理念本身乃是客观事物的“原型”。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分有”的理论，提出著名的“蜡块说”。“蜡块说”虽然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因素，但他又认为“‘感官’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撇开事物的质料而接纳其可感觉的形式。”(《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认为人脑有脱离内容的纯粹形式存在，这为后来原型理论开辟了新路。

    人的大脑是一块“白板”，还是有某种“印迹”、“格式”或“形式”存在？这是近代以来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笛卡儿提出“天赋观念”论，认为人的观念有三个来源，这就是天赋的、外来的和虚构的。他写道：“在这些观念中间，我觉得有一些是我天赋的，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有一些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天赋观念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只是来自我自己的本性”(374页)。针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洛克提出“白板说”，他说：“心灵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张

    ①转引自L·费雷、罗恩著《从弗洛伊德到荣格》，91~92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他认为心灵从经验就可“得到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450页，447页~448页)洛克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根本原则，但他否认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本不承认有原型存在，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

    莱布尼兹反对洛克的“白板论”，认为人的大脑并非白板，在认识之前就有某种原型存在。他说：“观念与真理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心中，并不是作为现实作用而天赋在我们心中的。”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人的心灵就像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在这块大理石上“刻赫尔库勒的象比刻别的象更好，这块石就会更加被决定(用来刻这个象)，而赫尔库勒的象就可以说以某种方式天赋在这块石头里了”(495~496页)。这就是说，在具体认识之前，在人的头脑中已经有某种原型存在，这种原型决定人们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

    康德想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创立了自己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一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始于经验，物自体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便产生现象和显象，为感性和悟性提供“质料”；另一方面，主体自身提供“形式”。这些“形式”，在感性，是时间和空间；在悟性，是有限、无限、必然、偶然等12对范畴。这些形式是一种先验的“纯粹形式”，是人脑本身所固有的，与经验无涉。用这些先验的形式去整理感觉材料，于是产生了知识。那么这些先验形式又怎么能去整理感觉材料呢？他又提出一个中介概念，即图型。所谓图型或原型“一方与范畴同质，一方又与现象无殊……此中间媒介之表象，必须为纯粹的，即无一切经验的内容，同时又必须在一方为智性的，在他方为感性的。此一种表象即先验的图型。”①借助图型把感性与悟性、质料与形式联结起来，康德称这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尽管想站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论与唯理论、白板论与天赋观念论之上，并且把它们调和起来，但由于认为图型或原型是先天的，最终还是跌入唯心主义泥坑。

    纵观欧洲哲学史，唯物论的经验论强调客体、对象对主体认识的制约性；但却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否认原型的存在，把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这显然是不对的。与此相反，唯心论的先验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主体对客体的规范性、建构性，认为人的大脑并非“白板”，而是具有某种原型存在，这一点是对的。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原型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都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这无疑又是错误的。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做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指出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由此看来，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正确地揭示原型概念的本质。

   二、原型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人的大脑既不像经验论者所说的是“白板”，也不像先验论者所说的具有“天赋观念”，而是存在着一种认识模式或方式，这就是原型。这里讲的“原型”不同于荣格所讲的原型。荣格所说的原型是指个体头脑中最初的、脱离内容的纯形式，即集体无意识。也不同于弗洛伊德所讲的原型，因为弗洛伊德所讲的原型，只是指个体后天经验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东西，即个人无意识。本文所指的原型既包括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也包括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它既是人类祖先历史经验的积淀物，又包括个体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物，是二者的统一。

    ① 《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42~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原型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的、人类历史的积淀物；另一个是后天的实践经验的凝结，如同列宁所说的，经过千百万次的实践，最后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无意识地支配人们的活动。

    (一)原型是人类历史经验的积淀物

    人类个体的认识并不是孤立的，它同家庭、种族和社会的认识相联系。自远古到现在，亿万斯年，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获得的经验和印象，所形成的习惯和需要，依照获得性遗传的规律遗传下来，储存在个人心灵深处，这就是原型。这种原型是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的因素在心理上的积淀物，即深刻印在个体脑意识结构中的以前各代人的经验的积累与反映。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他把原型叫集体无意识。他把个体认识同往昔联结在一起，不仅与自己的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结在一起。他在《分析心理学和世界观》中指出：“集体无意识决非心灵中一个模糊不清的角落，而是积累了亿万年来祖先经验的巨大仓库，是史前事件的回声，每个世纪都在这些事件上增添了无限小的变分和微分。因为归根结底，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输入大
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世界进程程序，它以自己的整体组成了一个超时间和永恒的世界意象，这一世界意象抵销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识和瞬息图像。它表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说是世界之映象。”①荣格的这一论断具有重大意义，他使人们对意识本质的探索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接触到意识的母壤或深层结构。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使人类认识前进一步的话，那么荣格发现集体无意识(或原型)又使人类认识前进一大步。

    和荣格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譬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他说：“如果先验因素的进化像某种生物特征一样是所有各种经验认识的先行条件，并作为本能或天赋观念框架在遗传中固定下来，那么，它们以及它们的唯一性和普遍性(因为它们超越物种，并以某种方式在现代人的身上固定下来，尽管它们后来通过有利于认知的突变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必然会丧失其主要价值，那就是它们的必然性。”②这说明原型的形成不仅与父母、祖先、民族的获得性遗传有关，而且与人类的历史积淀有关。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代生物学表明，人类的社会进化是沿着双重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文化继承和生物学继承。生物学继承是沿着达尔文的道路发展的，即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后代继承前代的优秀成果以发展自己。文化的进化是沿着拉马克的道路前进的，即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前代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后代。这两种进化交错进行，互相促进。“由自然选择决定的遗传进化发展了文化进化的能力，而文化又提高了那些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的人的遗传适应性。”③这两种遗传进化都是原型产生的生物学基础。自然选择的遗传进化为原型的产生奠定了生理基础，文化遗传进化为原型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基础。特别是社会文化的遗传进化对原型的产生则影响更大。对此，拉马克主义已经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拉马克看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体的习性变化；习性的变化又导致生物机能的变化，即环境决定习性，习性决定结构。新拉马克主义者科普则进一步发展了拉马克主义的理论，认为今日所见到的先天性就是昔日(即上一代)的习得性。并认为这是受一种特殊的能力所控制的，这种能力使身体上各组织的性质遗传给生殖细胞。这种当代的遗传能力再结合上代的遗

    ① 转引自《从荣格到弗洛伊德》，121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89。
    ② 《生物学与认识》，30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③ 〔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73页，8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传能力，便产生出进化的能力、生长的能力。巴甫洛夫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理论。他在1923年发表了一项实验报告：野鼠可以教它听铃进食，但在第一代中，需要300次训练，第二代只需200次，第三代减至30次，第四代减至10次，第五代减至5次，第六代则不经训练，第一次听到铃声便能自去取食。这说明后天获得的能力或习性是可以遗传的。①巴甫洛夫的实验，从基础理论上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正确性，从而为原型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规律。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如果在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那末这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②

    (二)原型是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

    原型不仅是家庭、种族、人类历史经验的浓缩，而且更重要的是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先天”的“历史浓缩”只不过为原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与后天经验相结合。“它们只是原始素材，为了取得一种意义，这些素材必须首先被翻译成当今的语言。”③所谓“翻译成当今的语言”，就是把这些“先天条件”与后天经验相结合，使原型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在实践活动中，被认识的事物在人的头脑中多次地循环往复，经过大脑的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最后形成该事物的“图式”。个体运用这些“图式”继续认识事物，使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之中，用皮亚杰的话说就是同化。如果该图式不能同化客体，那么就只能改变图式去适应客体建立新的图式，就是顺应。皮亚杰认为，儿童最初的图式是本能的、遗传性的，即“遗传性图式”。例如，初生婴儿在吸奶时，把奶头同化到吸吮的图式中，后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不断改变和复杂化，由最初的图式发展为多种图式的协同动作。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循环往复，就建立起各种“逻辑的格”。婴儿如此，成年个体的认识亦如此。黑格尔曾以唯心的形式表述这一过程。正如列宁所说：“‘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④这些“逻辑的格”同“先天的”、“历史的浓缩物”相结合便构成现实的原型。如认知原型、评价原型、审美原型等等。这些原型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都是无意识的。从形成来说，大脑对感觉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过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原型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当人看到某一事物时，便会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用头脑中的原型去同化它。

    上述可见，原型的本质既是获得性遗传的结果，又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既是“人类历史的沉淀物”，又是后天实践经验的凝结；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对个体来说是先天的；对群体和人类来说又是后天的、经验的。都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长期以来，唯心主义者片面抓住原型先验性的一面，而否定它经验性的一面；机械唯物主义则片面强调原型经验性的一面，而否定其先验性的一面。二者都是错误的。皮亚杰试图调节二者的矛盾，提出“活动”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消解二者的分歧，但“活动”概念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还不是实践概念，因而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揭示了它们统一的基础，这就是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践基础上，才能使二者真正达到统一。

    ① 参见舒炜光《重建与优选》，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64~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世界观》，引自《从弗洛伊德到荣格》，9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89。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三、原型在认识中的作用

   原型对认识起着规范、制约、选择、重构和同化等作用，是连接主、客体的中介，没有它，人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它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谈它对人的认知、评价、审美等方面的制约作用。

    (一)原型制约着人的认知方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理论思维或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之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就是因为它一方面受该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制约；另一方面，它还受着该时代所形成的原型所制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认知方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外在的，而原型所起的作用则是内在的。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经过千百万次的反复，便在头脑中形成“逻辑的格”，即原型。每个人由于其自身的经历和实践活动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原型，从而按着自己的原型去认识事物。这种原型以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来决定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它“迫使精神活动采取一定方向的反应和意向的特定模式”“在具有特殊的发展路线，并以特殊方式对某种兴奋、印象和刺激产生反应……”①。对此，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也有过论述。他说：“它首先接近某些类型而非其它类型的选择，然后先天地倾向于某些而不是其它的选择，并驱使身体按照灵活的时间表投入行动；正是根据这一时间表，每一个人自动的从婴儿逐渐走向老年。对过去选择的积累和记忆，对未来选择的考虑，以及对作出选择的感情的再体验，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精神。”②这就是说，人们由于受原型所制约，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原型，因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以本民族所特有的方式把握世界。

    (二)原型制约着人的评价方式

    所谓原型制约人的评价方式，主要是指它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制约人们的道德行为。原始人在从猿进化到人的时候，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有某种道德原型，这种道德原型支配着原始人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原型对个体来说是先天的，它是人类发展史、动物发展史乃至整个自然发展史的浓缩。它无意识地、自发地制约着原始人的道德行为，使他们本能地不自觉地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③

    这说明，道德原型或评价原型和人类的认知原型一样也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浓缩，因此人的道德原型也可以追溯到人类近亲动物的发展中去。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社会性关系起源于动物的社会本能，人的道德观念起源于动物的这种本能行为律令。恩格斯说：“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

    ① L·弗雷、罗恩：《从弗洛伊德到荣格》，123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② 〔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62~6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①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演化规律的分析，最初的社会关系“完全是自然发展的”“人的依赖关系”。它“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②这个阶段上的道德观念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一样带有动物性质，是纯粹畜群的意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由于集体活动的不断重复，个体之间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不断增多，使原始人认识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于是原始的个体依赖于群体的道德观念取代了动物的社会本能，形成了最初的道德原型。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观念起源于动物的“道德观念”或社会本能，换言之，动物的社会本能是人类道德原型的根源。原始人头脑中的这种诸如个体依赖于群体的道德原型，不自觉地、自发地支配着他们的道德行为：维护群体利益或集体利益，谴责或反对破坏群体利益的行为。其他如尊老爱幼，不能乱伦，救死扶伤等也属此类。正是这种原始道德原型发展为后来人类的社会公德。

    (三)原型制约人的审美方式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原型作为“先天”模式制约原始人的审美行为。作为个体的原始人的大脑结构中，不仅积存着先天的认知原型、评价原型，而且也积存着先天的审美原型。这种审美原型作为个体来说是先天的。这种审美原型不仅是原始人类长期审美行为的历史积淀，而且可以追溯到动物的“审美”本能。这里讲的动物的“审美”本能，不是说动物也有审美观念，而只是说动物有美的快感和美的本能。达尔文深刻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动物利用颜色、形态、声音等等所表现的美，不仅有吸引异性的功能，而且有保护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功能。例如，某些雄鸟在雌鸟面前展示美丽的羽毛；某些鸟类能建造精美的巢穴等。更令人惊奇的是，达尔文在《灵长类》一书中所提供的野生黑猩猩默默地观看日落的美景的材料和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中所提供的黑猩猩对绘画活动“十分着迷”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灵长类动物对美有一种在心灵上感到快感的本能。动物的这种求美的本能通过遗传留给后代；当动物进化到人，这种求美的本能也就遗传给人类。因此，在人类的大脑结构中就必然地存有先天的动物式的审美原型，正是这种原型制约着原始人类的审美行为。

    第二，原型是艺术家成才的生物学基础。各类艺术家(美术、音乐、舞蹈等)之所以成为天才，主要是后天实践经验的结果，但是，后天实践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艺术家。有许多人，再下苦功、再实践，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其原因在于，是否成为艺术天才，除了实践经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先天禀赋问题”。这里所说的“先天禀赋问题”，除了生理机制(这是大脑的自然属性)的差别外，还有一个是否具有艺术原型问题(这是大脑的社会文化属性)。一个人，长期受到某种社会文化艺术熏陶(如家庭、父母的影响)，久而久之，就会在他的大脑中形成某种文化艺术的观念或格式，而这种观念或格式作为社会文化属性又影响大脑结构，通过遗传因子传给后代，形成某种艺术原型。它给后代成为艺术家奠定了基础。这就从生理心理方面揭示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艺术天才，而有些人则不能的原因。遗传音乐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最先发现遗传音乐的是日本学者林建志和宗象信生。他们在建立遗传密码库时，根据碱荃的配对规律得到“G对应来，C对应咪，T对应嗦，A对应啦，把大肠杆菌中的一种碱荃序列谱成旋律，经演奏试听，竟是一首优美动人的乐曲。遗传音乐的出现引起了科学家和音乐家的极大兴趣，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争相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③遗传音乐的发现证明，人们的审美原型(包括音乐原型、美术原型、舞蹈原型)对于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它为某一些人成为艺术天才奠定了生理、心理基础。当然，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天才，还需后天的社会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参见《北京科技报》，1991-03-06。

    第三，原型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即审美鉴赏力，是人们认识和评价美、美的事物和各种审美特征的能力。不同的人，由于其本身的实践范围、生活阅历、知识水平、兴趣爱好不同会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他们对同一审美对象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理解。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如果一个澳洲的布希种人和一位文明的欧洲人同时听一个贝多芬的交响曲，或者是看一幅拉菲尔的圣母像，感觉的心理过程在两种情形应该是相同的，无论这过程在自然科学中是怎样说明。因为，作为自然生物，他们俩是一样的。可是他们俩所感觉到的是什么却大不相同，因为作为社会的成员、作为历史情境的产物，他们俩却大不一样。”①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于同一格言，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理解大不相同。青年人往往抽象、片面，而老年人则具体、全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其他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人们心中的审美原型不同。古代人、野蛮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文化比较落后，认识水平肤浅，鉴赏水平较低，因此会形成低层次的审美原型，他们用低层次的审美原型来观察审美对象，因而会得出肤浅的理解。相反，现代人、文明人的社会文化水平、知识水平较高，就会形成较高层次的审美原型。他们有较高层次的审美原型去观察事物，因而会得出较深的理解。同样道理，青年人阅历浅、知识面窄，因而鉴赏力较低或片面；反之，老年人阅历深、知识面宽，因而鉴赏力较高。因为老年人心目中的原型是其全部历史、全部经验的积淀和凝结。这正如黑格尔所说：“青年人总喜欢驰骛于抽象概念之中，反之，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入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②

    上述可见，原型制约人的认知方式、评价方式和审美方式，它是认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原型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正确对待唯心主义。过去我们批判唯心主义，主要是批判它认为人的认识是生而知之，否认后天实践经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不能否认人的认识有先验因素(这个先验因素就是原型)。唯心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承认个体认识有先验性的一面，而在于认为这个先验性对于人类整体来说也是先验的，这就从根本上抽掉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其次，对于原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抓住旧唯物主义错误之要害。过去，我们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机械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论，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抓住其要害之处。其要害就在于，它根本否认人的大脑有先验结构(原型)的存在，把人的认识等同于动物的本能行为。再次，对于原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该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在实践基础上，把先天与后天、先验与经验结合起来，达到二者内在的统一。

    ① 转引自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88页。
    ② 《小逻辑》，中文2版，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杨永德，1945年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教研室教授、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