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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
【时间:2010/1/29 】 【来源:《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 【作者: 范钦林】 【已经浏览5070 次】

    世纪初那场白话与文言之争,即“五四”白话运动的是非功过虽说早有定论,事隔七十多年之后,运用新的视角对其重新评价,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郑敏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题为《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以下简称《回顾》)一文,却对那场运动作了不很适当的评判。无疑郑敏先生是怀着学术探索的良好初衷,在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创作三次面临的道路选择三次都与语言的转变有紧密关联的具体描述等方面确有精采之处。但综观《回顾》全篇,也确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将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粗略看法,并就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就教于郑敏先生。

    一、关于“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  《回顾》在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指出:文言文在20世纪已不称职是显然的,因而其受新文化新政治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本身,即文言文要不要改造,而在如何对其进行改造。《回顾》认为这种改造应在旧的本质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来加以革新。但从历史资料看来我们的白话文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即胡适、陈独秀他们却是从推倒传统出发来革新汉语言文字的。这就犯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因为根据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这种“语言学本质"便是一个民族与它的母语之间的无选择的关系”①。并且“语言总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继承者”②。“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除了从祖先继承过来,而且照样接受的语言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它的母语”③。这种语言的不可更改性在于“它是惟一任何社会成员都参与的一种社会行动。它的稳定性在于它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认同。”

    我与郑敏先生的分歧不在于对索绪尔理论的赞成与否,而主要在于对我们民族“母语”的理解。因为这种对于“母语”理解的分歧将直接影响到对胡、陈倡导白话文运动的不同评价。

    在《回顾》看来,我们民族的母语就是文言。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观点有无其它理论依据,仅就《回顾》本文引为理论基石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而言,也是不能给予证明的。上文已经提到,索绪尔关于“母语”的定义是“唯一任何社会成员都参与的一种社会行为”,并且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认同”。那么文言是否具有索绪尔所规定的“母语”的语言品格呢?从文言数千年的运用史来看,并不具备这种品格。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是被排除在文言的运用史之外的。至少说文言在其历史演进之中早已失去了母语的品格与地位。依据这一语言学理论,真正称得上我们民族母语的应该是“白话”即白话的扣语与书面语。只有白话才是唯一任何社会成员都参与的一种社会行为,也只有白话才有可能与社会生活全面认同。因为无论是谁,来到这世界第一个学会的语词便是白话,此后一辈子也注定要与白话打交道。正如鲁迅所言:“即使是几位雅人也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诗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④

    其实,从语言发生的角度来看,文言与白话同出一源。初民在其最初的语言交际中当无文白之分。只是文字产生之后形成书面语才开始有所分别。那是因为书面语发展受到记载工具的制约而相对简约并各自发展自成体系。自宋元以来除了文言的书面语之外还并存着一种白话的书面语一一白话文。就其运用的实绩而言,诗词、戏曲、小说、议论都有典范作品传世。我们并没有理由否定李、杜、白、陆诸人白话诗词的书面语地位,也没有理由否定王实甫、马东篱等人白话戏曲的书面语地位;更没有理由否定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等人白话小说的书面语地位。

    古代的白话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记录也显然存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象宋代的话本及其后来的评话之类分明是一种口语的书面记录,而其后的长篇章回小说虽仍存一些话本痕迹,但毕竟已经脱离了话本窠臼成为文人创作的定型文本,不再是可凭说书人即兴发挥的话本了。而元代的杂剧也多出自名家之手,为白话书面语无疑。

    我对于古代白话文书面语地位的强调除了对于《回顾》关于古代白话只是口语的观点表示异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说明我们民族的母语“白话”不仅是口语的,而且也是书面语的。因而胡、陈倡导白话文运动并没有违背“语言学本质”。胡、陈的革新运动是在民族母语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在这种语言变革过程中做到了’‘旧的本质不变是主要的”。“对过去的否定只是相对的”。《回顾》试图以语言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而每一次都是以基本不变为前提这一理论来说明胡、陈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失误,但却忽略了中国古代本来就存在着两个并列的语言系统。胡、陈所为也只是在于终止一个业已失去生命力的语言系统而完善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语言系统而已,说到底是为白话文争一个官方书面语地位。因而《回顾》的努力便由于自己的疏忽所消解了。

    换一角度,如果真的按照《回顾》的观点,“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文言作为变革的前提,而且还要基本不变,那么也就消解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国古代文言从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到晚清八股有名无实,数千年历史又变了多少?如何才能在文言的基础之上变出白话来?保留了旧有本质的文言只能还是文言,那是梁启超提倡的“新文体”,而不会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

    二、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  《回顾》对胡、陈的另一批评是认为他们在白话文运动中只重视“言语”(Parole)而对“语言”(Langue)不曾仔细考虑;只认识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只考虑口语而忽视书面语,成为口语中心论者。并认为口语也不那么好懂,不那么明晰易解。因为他们并不理解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依照J·拉康的理论有一条难以完全跃过的横杠,所以任何一种言语中都有那未被完全揭露的一面,因此天真地以为结构单纯,用语通俗的口语,必然是大众一听就懂的。

    上述批评中的口语与书面语问题我在上文已经论及。这里我特别注意的是《回顾》所引的拉康的理论。初一看来这种批评似乎无可指责。无疑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不能完全跃过的横杠。但仔细考虑,就会发现这种批评的毛病所在。诚然通俗的话语不一定句句都能达到能指与所指的完全沟通,但文言的话语对于未受过文言训练的大众而言却可能全然听不懂或看不懂,更别说什么能指与所指的沟通了。这样的批评可以说与那种指责戴着助听器或近视眼镜者的不明智——其实戴着助听器与近视眼镜也有听不清和看不明的—一样的有违常情。

    三、对胡、陈白话文理论的误解  《回顾》对胡、陈白话文及文学革命理论存在着明显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死语言”与对于古典文化精华的态度问题上。

    《回顾》说:胡适等一方面坚持各时代应有自己的活语言,一方面又对被他定为“死语言”中的白话文部分赞美备至,而将唐诗宋词及更古的魏晋南北朝的一切文学哲学作品都贬为死语言的作品,因而不值一顾。今天回顾,读破万卷书的胡适,学贯中西,却对自己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如此弃之如粪土,这种心态的扭曲,真值得深思,比“小将”无知的暴力破坏更难以理解。

    这段话反映了《回顾》对胡适的误解。

    首先,关于“死语言”问题。我们不能只看片言只语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而要从其思想体系着手加以准确把握。胡适本人确实谈到“死语言”问题。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是: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干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文学。”胡适又说:“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豪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并且断言“自从《三百篇》至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从引文可见,胡适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也没有判定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所使用的都是“死语言”。他明确地界定古代“文言的文学”使用的才是“死语言”。从未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白话文学定为“死语言”。而那种只将文言文学视为中国古典文学,而将白话文学排斥于古典文学之外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胡适接着又说道:“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文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可见胡适对于死活语言的明确态度。其实在那场文白之争中,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并没有绝对摒弃文言中的有益成份。准确地说胡适认为文言是半死的语言。其中尚有日用的成份,即可入白话文的成份。胡适指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并不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可以简单地用古代白话口语造成。他说: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应该“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不用愁没有标准的白话。”由此可见,胡适要造就的现代白话文是以古代优秀的白话书面语为其蓝本,再加上现代白话口语与文言中有益的成份而造成的。对于古典文言文来说,现代白话文仍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至于《回顾》所谓“五四”白话文的倡导者们不昔公开地使用文言成份“只是悄悄地剽窃(古文)以便表达白话文不能胜任的内容”的言论则显然是轻率的和错误的。

    其次,说到胡适对自己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弃之如粪土则更是有失公允。除上所述之外还可提及的是胡适对于“整理国故的”积极态度。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宣言中发表自己对国故整理的原则与方法的观点,即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他也谈到了文学,认为“庙堂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在胡适眼里,古典文学是作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而加以重视的。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换言之,文言与白话从研究的角度具有同等的重要。胡适反对文言文与文言文学并非对古代文化“弃之如粪土”,而是从本世纪初白话文与新文学的确立的立场出发,在于强调失去口语功能的文言文已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们已不需要文言文作为语言交际与传播的工具,已不需要文言文学作为表达思想情感和反映社会人生的工具。这里强调的是工具的更新、而不是否定其存在的历史本身。

    四、关于文字改革  这是一个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相伴随的问题。《回顾》指出 ,五四时期胡、陈等人的理想除废去传统文学中的全部文言文之外,更有甚者是当时已决定否定汉字语言的本质,即其象形含意等本质,而追求最终将它改为拼音文字。当然历史终于阻止了这桩最后的灾难。并认为无论如何计算机的发明解除了我们这场汉语的灭顶之灾,可谓偶然的历史转折赐给汉语以再生之权。若想抛弃汉语的根本象形、指事、会意等以视形为基础的本质,将其强改为以听声为基础的西方拼音文字,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

    应该说《回顾》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尖锐。文字改革当然不能冒进、急躁。别说是“五四”时期要推倒汉字建设拼音文字系统全面代替汉字系统条件不成熟。就是今天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文字辅识系统已甚本完善,但作为一种拼音文字系统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今天作为推广拼音文字的最基础的工作,普通话的全国性推广又是多么艰难。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象《回顾》说的那么简单: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大量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使得中国人学习掌握书写工具时间大大超过其它民族,而影响到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这并没有因为电脑的出现而有任何改变。相反倒是植根于白话文运动的汉字拼音系统在中国人识认汉字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再看今日小学低年级识字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汉语拼音的辅助。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白话文运动及汉语拼音系统,今日的文化教育又会是怎样的状况?

    那么,中国文字将来是否应走拼音化道路?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文字由繁到简,由形意字到拼音化应该仍然是中国文字今后的改革方向。因为文字说到底毕竟最重要的还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加以运用的。作为工具则愈简便、愈易掌握愈好。但在什么时候中国文字才能走上拼音化道路,的确是个值得好好探讨的问题。其原则应是不断努力,水到渠成。应首先具有科学实用的拼音文字系统,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双文字系统并存的局面。文言与白话并存达千年之久,最终以白话代替文言。当然拼音文字与汉字的并存时间应大大缩短。今天我们并不觉得白话文对我们有什么不适。我们对于文言文的感情与林纾他们不可同日而语。或许在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对方块汉字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感情,而对于拼音文字并不感到不适呢!有一点我与郑敏先生是一致的。那就是语言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渐进过程。总之这不能靠行政的方式来强制解决。其实本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并不是靠行政的力量,而是学术争论的结果,最终却是语言自身发展决定的。虽然陈独秀曾以武断的口吻说,在这个问题上即白话对文言的替代“不容有讨论的余地”。《回顾》对此亦颇有微辞、认为他覆盖了所有不同意见。其实这是大大抬举了陈独秀,作为民间杂志主编他有那么大能耐?他对别人有多大约束力?他说不容讨论就不容讨论?顶多他就是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不发表这类讨论文章罢了。

    《回顾》过分注重了胡、陈等个人在一场文白之争中的作用,把一场白话文对文言的替代运动说成是出自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忽视了从本质上讲这是时代的需要与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胡、陈的成功在于他们顺应了这股内在与外在的潮流。如果逆潮流而动,他们再有能耐也无济于事。

    五、如何评价的几点意见  在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运用何种视角,我以为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精神。具言之,是应该将其放到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中,放到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格局中,还应放到这场运动的实际结果及对后世的影响之中来全面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对待这场运动,正确理解这场运动给古老而疲惫的中国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所进行的语言文字与文学的改革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对古老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冲击。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却打破了中国国民古老文明的迷梦。给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不仅是震惊,也是痛苦的思考。人们发现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老大文明之梦做得太久了。西方人早已对我们做了一次巨大超越。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就会在这地球上失去立足之地。因而纷纷面向西方去寻求救国方略。从魏原、康梁、孙中山到胡适之、鲁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一条迅速解救和发展中国的道路。最终人们意识到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的文言文正制约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阻碍着中国国民对文化科学的掌握,因而也阻碍着中国国民的现代化。因为无论是什么救国,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国民的“大多数”迅速掌握文化科学。而其时西方各国都已是“文言合一”。国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当发达。这就激起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决定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废除文言改用白话;最终还要废除汉字改行拼音文字。于是当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大旗,倡导白活文、反对文言文时,便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虽有反对声浪,但却构不成阵势。

    其次,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看、作为文化传播工具的文言文向白话文让渡的历史时机已经成熟。宋元之后白话文开始打破文言文独占的书面语地位,到了清代古代白话的书面语已趋成熟。而文言则从其鼎盛走向衰微,到“五四”时期已变成一种完全脱离时代,阻碍科学文化传播的僵死工具。因而现代白话书面语的建构就具有其必然性。

    再次,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其后中国语言文化与其它方面的影响来看,其功劳无疑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一个从文学创作学术理论到日常交际的现代白话文诞生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首先成熟的是散文语言,韵文语言的成熟稍迟一些,但这也有个过程。我们不能把胡适之他们的尝试与徐志摩他们的走向成熟割裂开来。可以这么说,没有胡适之的对白话诗的尝试就不会有徐志摩、穆旦们对新诗的进一步探索。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比西方任何一种语言逊色。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各种文学作品都能用现代白话语言翻译过来。我们的白话文著作也被世界许多种语言翻译过去。可以说白话文已经炉火纯青、可以表现任何需要表现的内容。

    (二)现代白话文在大众文化传播方面作用也是巨大的。现代白话文以及汉语拼音系统为中国人学习文化科学带来很大方便。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尽管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及我们一些报刊杂志的广告、产品目录、商品包装上等,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变异心理繁体字在卷土重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但这绝不表明文字简化的道路走错了。

    (三)“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白话文成了中华民族的通用的官方书面语。并不意味着文言文和中国古典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古典文言诗词被完全抛弃。它们在中国学校的讲堂上和教科书里一直占有重要比重。并且学习与鉴赏研究整理中国古典文言文学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界抱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和古为今用目的对古典文言文学的研究与整理是对历史的负责。用白话翻译古典文言文学以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供今人学习参照这也不会影响现代诗人对古典诗词的学习与借鉴。从小学到大学中文系的对古典文言作品的学习与研究既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使用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言书面语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也为研究整顿古籍培养了人才以保证古典文化研究的延续性。我认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最佳方法是将古代文言文白话文化。这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进行的艰巨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必将功德无量。到那时将会达到整个中华民族语言表现形式历史与现实的合一。到那时,人们还是会想起这场导致整个中国文化语言表现形式大蜕变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

    ①②⑧见郑敏《同顾》,《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④鲁迅《随怨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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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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