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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源:论郭绍虞的《学文示例》——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史散论(其三)
【时间:2010/1/6 】 【来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第17卷第1期 2000年3月 】 【作者: 陈本源】 【已经浏览3001 次】

    摘要:郭绍虞所编的语文教材《学文示例》,正如朱自清所评论的,是“一部独创的书”。此书体现了郭绍虞充分重视学生“学文”主动性的语文教育观念,要求学生通过主动的“潜修”、“领悟”,真正形成阅读写作能力。全书注重引导学生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位、不同切入点对有关文章去作“比较参证”,并贯彻了“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精神,以古代文论中的有关资料与典型例文互相配合,构建了完整的“学文”训练体系。此书是郭绍虞时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丰厚的馈赠。

    关键词:潜修;领悟;比较参证;训练体系

 

    郭绍虞先生以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家、语言学家闻名于世,在古代文论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领域里成就卓著,沾溉学林。但实际上他的成就与贡献决不仅仅表现在这两个主要领域,他同现代中国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具有视野宽广、博闻多才、不拘一学的特点。他作为诗人、作家、书法家,在文艺创作方面留下了不凡的业绩这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但他在大中学校语文教育园地的辛勤耕耘和可喜收获,却较少被人提起。在笔者看来,这后一方面的业绩,直至今天也仍然该引起语文教育界的充分重视。

 

    郭绍虞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先后在北京、上海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授;而他早年也有过短时期在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尚公小学)和中等学校(上海启秀女中、东亚体育学校、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经历。对大中学校语文教材的编写,他倾注了不少心血。4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的初中教材《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乙种本,就是叶圣陶、郭绍虞等合作编写的。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郭绍虞独立编纂、抗战以后才全部出版的《学文示例》这部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朱自清先生曾评论说:“这《学文示例》确是一部独创的书”①。这部书体现了郭绍虞在语文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方面的许多独到之见,值得我们去作认真的探索和研究。

 

一、“学文”:引导学生“潜修”、“领悟”

 

    《学文示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自觉地把学生的学习活动作为关注的中心,充分重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要求他们通过主动的学习、研修,真正形成阅读、写作能力。

 

    此书原为燕京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本,但编纂者不按通常习惯把它叫作“教材”或“教程”,而是别具一格地命名为《学文示例》。可见,在他看来,语文教学活动中应该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学生如何“学文”,而不是离开学生“学文”的实际片面地探究教师如何“教文”。正如郭绍虞在全书《编例》中指出的:此书的编纂,意在“使教者指示易于启发,学者潜修易于领悟”②。“教”与“学”两个方面本应相互依存,不应有所偏废,但“教者”的活动必须从“学者”的需要出发,必须以“学者”的领悟为目的,也就是说,教是为学服务的,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的进行,要始终关注学生“学文”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引导学生在“学文”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自能读书、自能作文的能力。郭绍虞这种语文教育观念,在《学文示例》的《编例》和《序目》中一再地作了强调和阐发,例如:

 

    本书编纂……庶使教育指示易于启发,学者潜修易于领悟,国文一课或可不复有枯燥无味之感。(《编例》) 

    本书教材,文白互收……韵散兼采……学者可随其程度兴趣之异,各有所获。(同上) 

    然为初学计,却可于此等处悟出种种修辞方法……所以列举昔人之理论与实例,以为学者举一反三之助。(《序目》) 

    从此练习,庶能自辟途径而有左右逢源之乐。(同上) 

    读古人书,都须经过自己的思索与考虑,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一点。(同上) 

    由比较中以窥昔人之行文……初学于此,自易触处生悟……举一反三,是所望于读者。(同上)

 

    当然,郭绍虞编写《学文示例》,是针对大学国文教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语文)的,在《编例》中他指出了“大学国文教学有较异于中学之方法”;但是,重视学生“学文”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这一基本精神对中学语文教学也是完全适用的。

 

    在郭绍虞的上述论述中,反复运用了“悟”这个概念,如:“学者潜修易于领悟”、“易悟锤炼之方”、“悟出各种修辞方法”、“触处生悟”。这个“悟”,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在人们谈禅、评诗、论文、论学时都被频繁使用。《文选》中《游西池》诗李善注引《声类》云:“悟,心解也。”宋人范温在《潜溪诗眼》中从文章阅读的角度谈“悟”,他说:“识文章当如禅家有悟门……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于他处”(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至于严羽《沧浪诗话》“诗道亦在妙悟”之说,在古代文论史上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郭绍虞在评论严羽“妙悟”说时,引钱钟书《谈艺录》中“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人”等语,认为“此说最为圆通”③。钱钟书论“悟”,突出了“悟”与“思”、“学”的关系,除郭氏已引的论述外,还有不少精辟的发挥,如:“速悟待思学为之后,迟悟更赖思学为之先”;“思力洞澈阻障、破除艰难……论其工夫即是学,言其境地即是修悟”;“锲焉不舍、豁尔顿通”……“,郭绍虞在《学文示例》中把“悟”的概念引人语文教育领域,我们不难体会到,其用意正是强调学生学习语文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在“博采”、“力索”中发展“洞澈阻障”的“思力”,通过“锲焉不舍”的努力,进入“触处生悟”、融会贯通之境。

 

    正因为《学文示例》注重引导学生“潜修”、“领悟”,所以对阅读与写作的结合、课内与课外的结合也进行了精心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正如徐中玉在1948年发表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国文教学五论》之四)中指出的:“教材应该配合作文训练的目标,课堂上的讲授也应该和课堂下的自动的阅读与练习相配合……我相信郭绍虞先生所编的《学文示例》……将能有助于这两种配合。”⑤《学文示例》的这一特色,对现在乃至将来的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是富有借鉴意的。

 

二、“示例”:比较参证,独创体例

 

    朱自清指出:“郭先生编《学文示例》这部书,搜采的范围很博,选择的作品很精,类列的体例很严,值得我们佩服……这部书确是一处‘新的编制,新的方法’,如郭先生序里说的”⑥。此书“于各体文章无论骈散韵语,以及小说戏曲,佛经翻译文体,民歌通俗文体,无不采择以备一格”,这是见其选材之“博”与“精”;而就编制体例之“严”与“新”而论,编写者更是匠心独运,另辟蹊径,新创体例,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而后少见来者。全书在编排上既不是以时代先后为序,也不是完全按照文体异同归类,而是从几个不同视角去作“比较参证”,给学生以独特的“指示”、“启发”(参看《编例》)。书中分五个方面编排文章作为“示例”,每个方面又可进一步分成一些不同的情况,其关系大致如下表所列。

 

一、评改例

二、拟袭例

三、变翻例

四、申驳例

五、镕裁例

广

                   

    郭绍虞对这五方面的“示例”作了这样的解释:

 

一、评改例,分摘谬、修正二目,其要在去文章之病……二、拟袭例,分摹拟、借袭二目,摹拟重在规范体貌,借袭重在点窜成言,故又为根据旧作以成新制之例。三、变翻例,分译辞、翻体二目(引者按:《序目》上称译、改制),或译古语,或栝成文,这又是改变旧作以成新制之例。四、申驳例,分续广、驳难二目,续广以申前文未尽之意,驳难以正昔人未惬之见,这又重在立意方面,是补正旧作以成新制之例。五、裁例,此则为学文最后工夫,是摹拟而异其形迹,出因袭而自生变化,或同一题材而异其结构,或异其题材而合其神情……这又是比较旧作以启迪新知之例。⑦

 

以上五个方面,贯穿着比较参证、启发诱导的精神,涉及文章中的草创与润色、袭旧与翻新、传承与变化、借鉴与独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便于“学文”者比较分析,摸索门径,获得启示。而评改、拟袭、变翻、申驳、镕裁这五方面的示例,实际上也体现出一种由小及大、由浅入深、创造性因素逐步增加的“学文”训练的比较合理的顺序。

 

当然,作为一部教材,《学文示例》并非没有缺点。朱自清早就指出,虽然郭先生并非有意偏重文言,但“限于现有的材料”,使“书中白话的例极少”,“结果却成了以训练文言为主”,对一般大学生“恐怕是太高太难了”。朱自清认为,此书“虽然未必是适用的教本,却也是很有用的参考书”⑧。今天看来,这部书提供的大量可供比较参证的材料,对语文教材编写者和广大师生,应该说确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不少材料在现在的语文教学实践(包括课外阅读)中仍然可供选用或者足资参考。

 

例如,“评改例”中选录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初稿(据《容斋续笔》卷八)和定稿,有六处作过修改,足供推敲领悟。又如,“拟袭例”中选录的欧阳修《醉翁亭记》及“根据旧作以成新制”的林正大的同《贺新凉》(据《风雅遗音》卷上)、庾天锡的小令《折挂令》(据《元人小令集》),意境相似而体裁、语言、风姿又有变化,值得吟咏体味。再如,“变翻例”中选录了《论语》关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几章原文与白话译文,并节录了《镜花缘》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欢》中说书艺人新编的与此有关的一段“大书”,以及现代作家徐碧晖根据《论语》的材料所创作的《迷途》,同一题材而体制、风格迥乎不同,读来饶有趣味,对发展学生读写能力也大有裨益。

 

通过比较参证来“学文”的方法,并非郭绍虞所首创。古代文论中在这方面就有许多论述,到了现代,对这方面的问题作过深人探讨的也大有人在。鲁迅1935年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引述惠列赛耶夫《果戈理研究》中“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的论述,并明确地指出:“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⑨。从鲁迅的观点去审视郭绍虞的《学文示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此书的“评改例”中是可以找到一些“中国却偏偏缺少”的这类材料,可以悟出一点“极有益处的学习法”的。叶圣陶1940年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认为阅读方法“最紧要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⑩。而朱自清也深知“文家的添注涂改的原稿可以见出写作的苦心,指示学习写作的途径”,他在40年代所作的《剪裁一例》中对欧阳修《吉州学记》的初稿和定本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探求欧阳修删改的用意,作为一例,供中学教师和学生参考”⑾。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人所作的这些探讨,在观点上、方法上都与郭绍虞《学文示例》的“比较参证”有其相通之处。这说明郭绍虞重视比较参证决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反映了他对切实有效地进行阅读、写作训练的客观规律的深人体察和准确把握。他虽非首创比较参证方法,但他把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独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郭绍虞的独创之功,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比较参证的构想贯穿到整部教材的编写中去,并且力求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位、不同切人点去对有关作品去作比较参证,如原作与改作比较、旧作与新制的比较、原文与译文的比较、不同译文之间的比较、立意相同之作的比较、立意相异之作的比较、同一题材而异其结构之作的比较、异其题材而合其神情之作的比较,等等。正是在这些方面,突显了《学文示例》的“博”、“精”、“严”、“新”的特色,无愧于朱自清“一部独创的书”这个评语。

 

三、“法从例出”:金针度人,举一反三

 

郭绍虞在评论宋人黄彻《巩溪诗话》(“巩”,石字底)时,曾涉笔谈及自己将中国语法与修辞学结合起来的一贯主张,并写道:“盖不先论法而先论例,则法从例出,而便于实践”⑿。这可以看作他对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治学方法的一种概括。所谓“法从例出”,就是规律从事实中出,观点从材料中出。1961年,郭绍虞在为亡友罗根泽的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写道:

 

他不是先有了公式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用力能这样勤,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⒀

 

    在对同道的赞叹中,分明寄寓着郭绍虞自己的一种学术追求。不论是在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还是在语文教育研究的领域,这种“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并形成理论体系的治学方法,郭绍虞都是贯彻始终的。

 

《学文示例·编例》中明确表示,此书是为“适于语言文字之训练”、“适合于文学的训练”而编写的。在《序目》中,郭绍虞引元好问“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之句,反其意而表示了自己“此则以金针度人”的宏愿,并且说“所以列举昔人之理论与实例,以为学者举一反三之助”。郭绍虞在编写此书时努力贯彻了这种“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精神,把它作为引导学生探寻“学文”的金针、得到“举一反三之助”的指导思想。

 

《学文示例》搜采范围之博、选择实例之精,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赘。在突现“例”与“法”的紧密联系方面,此书又具有怎样的独到之处呢?作为一位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有精深造诣的著名学者,郭绍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专长,结合书中精心选择的典型实例,选录了古代文论乃至近代、现代文论中论及“评改”、“拟袭”、“翻例”、“申驳”、“镕裁”的丰富资料,从而使“例”与“法”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书中所选的“例”,本身就体现了“法”;书中所述的“法”,实即是从“例”中概括、提炼出来,而又对更多的“例”具有指导、借鉴作用。就以书中的“评改例”而论,在配合“实例之部”的“理论之部”中,选录了刘勰《文心雕龙·指瑕》,节录了刘知几《史通》的《点烦》、《杂说上》,以及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评论经、史、诗、文的五十三则文字(本站案:五十三则,当为十三则之误),还有章学诚《文史通义》、王嘉璧所辑《酉山臬》、张宗柟所辑《带经堂诗话》及袁枚《小仓山房诗集》中有关评改诗文的论述。这些资料,反映了从南朝至清代不少学者对诗文评改的理论探讨,虽然作为教材来说是太专太深了一点,但在教学方面研究参考的价值确是很大的。全书五部分,每部分中都有这样配合“实例之部”的“理论之部”,这些“理论之部”本身组合成一定的结构体系,涉及斟酌词句、摹拟借袭、选用材料、深化立意、镕裁创新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综观《学文示例》全书,构建了一个“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文”训练体系。这个体系正是“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而形成的十分宝贵的研究成果。

 

    郭绍虞在晚年撰文谈治学经验时,曾谈及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对他的影响,他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是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⒁在编写《学文示例》时,他并不像当时语文教育界的某些学者那样,把主要兴趣集中在从国外教育教学理论中大量引进新方法、新术语;他是较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优秀传统,以一位深受五四精神熏染的现代学者的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去重新审视“旧学”,“作披沙拣金之举”,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并力求用新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把有价值的资料加以系统、条贯,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治学态度,有其持重谨慎、珍爱传统的特点,然而又决不是墨守陈规、抱残守缺;有其吸收新观念、开创新境界的追求,然而又决不是标新立异、数典忘祖。郭绍虞的这种学术风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令人钦敬的,对其可贵之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郭绍虞先生以《学文示例》一书,在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作了自己的独特的奉献。此书所提供的“例”与“法”,自有其实用的意义与理论的价值,这是一位愿以金针度人的前辈著名学者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文工作者的一份丰厚的馈赠。可以相信,人们将会真正地珍视这份馈赠,并从中不断地得到有益的启示。

 

注:

①⑥⑦⑧《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学文示例>》,《朱自清全集》卷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94301页。

②《学文示例·编例》,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本文引用《学文示例》均据此,以下不一一注明。
③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第24页。

④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101页。

⑤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17页。

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47页。

⑩《叶圣陶集》卷1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⑾《朱自清全集》卷2,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364页。

⑿郭绍虞:《宋诗话考·巩溪诗话》,中华书局,1979年。

⒀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⒁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书林》,1980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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