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学人中,校勘学大家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也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代学人的风采。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如果说,号称章门“天王”的黄侃的狷狂有点近乎“疯”,而刘文典的狂傲则多少带有几分名士风度和派头。
狂人风骨
刘文典,字叔雅,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人,祖籍安徽怀宁。因父亲以经商为业,家境较好,所以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外文教育;后通晓英、德、日等多种外语,这在民国学人中也是较少见的,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倨傲的一个原因。1906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当时,陈独秀、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担任学校教师,校内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同年,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和学术精英留学日本,刘文典正是在东京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不久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成为章门弟子,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
1912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经常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在场的刘文典也手臂中弹受伤。同年再次流亡日本,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6年,刘文典回国,残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不满,决定专事治学之道。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刘文典踏上治学之路。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刘文典积极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英文编辑和翻译,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名重一时。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11月23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诬蔑学生捣乱,请军警弹压,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时值蒋介石路经安庆,蒋对此十分恼怒,招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这次见面自然很不愉快,“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高伯雨《刘文典与蒋介石》)据说,见到蒋介石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却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恼怒。还有一种说法,说蒋曾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迫不得已,最后同意保释,但要求刘文典即日离开安大。刘文典被关押七天后,于12月5日获释。此事曾轰动一时,刘文典也因敢于直接顶撞蒋而一时名声大噪,为士人景仰。
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这幅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它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事后,刘文典在北京遇到“少年同门,中年同事”的鲁迅。谈及此事,鲁迅十分感慨,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知难行难》的文章,以“佩韦”的名义于1931年12月11日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上,文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并注释道:刘文典,1928年11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对这件事,周作人是这样说的:“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北京大学感旧录》)只是事情发生的地点,不是芜湖,而是安庆(安徽大学所在地),周作人显然记错了地方。
刘文典的硬骨头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申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佚名《教授印象记》)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日本国民书》,想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要译到深夜三时。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学问精深,但长得却其貌不扬,当年的学生对此曾作了生动的记录:“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赢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教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请他出来任伪职,遭到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1938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其爱国行为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
学术造诣
在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中,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声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刘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做功底的,这一点是学生公认的:“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教授印象记》)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1916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洋洋21卷,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胡适破例为其作序:“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他(指刘文典)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声誉日隆。
鉴于刘文典的名声,罗家伦掌执清华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北大教授。两全其美。此事也可见刘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1939年《庄子补正》(共十卷)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说:“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的名声与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自己对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另外半个一直有各种说法,一说是某日本学者,一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他们仅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刘文典这番话还有一个版本:“全世界真正懂得《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另外一个显然就是指他自己。(事见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张中行《刘叔雅》)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1942年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可见刘文典盛名不虚。
刘文典虽然语言有些放诞,身上多名士派头,但治学之严谨广博却是不容质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40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这便是明证。
刘文典自视甚高,佩服的学者极少,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这也足见其对陈的敬佩之情。刘文典自己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却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认为新文学创作不是学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最看不起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联大副教授,已经出版了几十种作品,在文坛上名声很大,所教的《语体文写作》等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始终对他抱有偏见。1943年7月,听说西南联大拟聘请沈为教授时,刘居然勃然大怒,不屑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这实际上反映了刘文典对新文学的偏见。在刘文典眼里,他认为国学才是真正的学问,至于新文学根本上还算不得什么学问。甚至公开提倡用文言文,反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其实当时许多人都抱有这种想法,只是刘文典公开说出来了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上的歧见,他对从事新文学教学写作的沈从文一直很是不屑。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段子”流传甚广。1939至1940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夹在人流中跑警报,很是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黄延复《刘文典轶事》)从这个故事,也可见刘文典当年对沈从文的成见有多深。出于性格上的原因和对刘文典的尊敬,沈从文对此事一直保持着沉默。
正因为肚里有货,所以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另一个便是刘文典。马逢华在《教授写真》中记录了刘当年讲座时的盛况:“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面灯光通亮,摆着临时搬来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穿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了一盏茶,然后霍然站起,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寥寥数语,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刻画了刘文典恃才傲物的狂狷性格。
“二云居士”与磨黑风波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素有名士之称的刘文典有一个雅号:“二云居土”。“二云”指的是“云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和“云土”(云南产的鸦片)。刘文典嗜食“二云”,故得“二云居士”之雅号。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感旧录》中称:“叔雅人甚有趣,人称之谓‘二云居土’。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
据说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明令禁烟,但对两个人却是例外,一个是云南王龙云,另一个便是刘文典。这也足见刘文典名气之大。
刘文典染上烟瘾,据说起因于长子之死。因失子之痛,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吸上了大烟。到云南后,因地产云土,便又烟瘾复发。刘在清华的同事、国学大师钱穆也证实:“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钱穆《师友杂忆》)
磨黑是滇南著名的茶、盐和鸦片的集散地。距昆明有千里之遥,当时为大豪绅张孟希控制。张希望从昆明聘请一名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母亲撰写墓志铭,以光耀门楣。因地处遥远,路上又危险,一般人不肯前往。最后之所以选定了刘文典,因为知道他嗜食鸦片,而当时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生活都很困难,根本无力购买鸦片。刘文典除了治学,于生计完全是门外汉,生活非常拮据,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常向亲友求救。“李鸿章之孙李广平那时在昆,与先生是同乡,又有瓜葛之亲,二人最为投契。有时先生断炊,便书纸条一张,只写四字:‘刷锅以待’,使人送交与李。李得字知先生‘难以为炊’了,便送钱给他救急。”(李瑞、傅来苏《刘文典先生轶闻》)这段描写很能反映刘当时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光靠几个有限的薪金自然无法再过烟瘾。聘请的人正是抓住了刘的这个弱点。
鉴于刘文典当时的名声地位,张孟希表示除供给鸦片,还愿承担刘一家三口费用,回昆明时再送五十两(一说十两)“云土”作为酬谢。这样的条件在战时算是十分优厚了,所以刘便接受了这个邀请。刘特立独行的名士派头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他似乎并不太在意别人的议论。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刘文典是坐滑竿去的磨黑。到磨黑后,张很讲信用,对刘一家十分客气。刘的工作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及简单应酬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很过了一回烟瘾,四个月后被张礼送回昆明。刘文典在磨黑虽然也做了一些于当地教育有益的事情,但磨黑之行还是引起了许多物议,其所作所为多为时人诟病,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小节。
刘文典回到昆明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给聘书。虽然刘到磨黑事先与蒋梦麟、罗常培等人打过招呼,但他在联大的课还是受到了影响:而且刘此行目的主要在鸦片,因此学校内议论纷纷。虽然学校聘任委员会准备聘任他,但性格耿直的闻一多坚持认为刘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拒不发给聘书。事情闹大了,刘文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诉,但闻一多坚持不肯通融;而刘在此事上确实授人以柄,梅贻琦也爱莫能助。回到昆明后,刘文典还找到闻一多,二人为此还吵了一架。以闻一多的性格做出的决定自然不会改变,最终刘文典未能回到西南联大,改去了云南大学。得到了刘文典这样的知名教授对云南大学来说确是意外之喜,清华大学复员时,刘仍然留在云大,直到解放。
刘文典对同辈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架子。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除了抽烟,刘文典另一大雅好是看滇戏。滇戏以丝弦、襄阳和胡琴三种声腔为主。据说带他进入滇戏的是他的学生、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陶光。据说人到中年的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便想请刘文典作媒。于是经常拉着刘去看滇戏,结果,刘渐渐迷上了滇戏,而陶也成全了好事,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甚至认为能真正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40年代,他几乎天天泡在滇剧场中。“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任道远《题诗赠滇伶》)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响应政府号召,下决心把鸦片瘾戒了,改抽“大重九”。有时一天两包,当时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当时学生抽的是旧币1500元一包的大公烟,刘抽的是3000元一包的“大重九”,学生有时便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也毫不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仅仅几年时间,刘文典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自己的进步十分高兴,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1958年7月,刘文典因病去世,享年69岁。
责任编辑/蒋爱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