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今日中国，尚是一个不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长期以来，大学教育被等同于专业教育，近十年更是被视为职业教育。由于职业学校在中国是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很多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愿进入职业学校，转而进入大学，但又用职业教育的标准要求大学教育，最终出现大学教育职业化的趋势。专业甚至职业教育可以取代通识教育么？对于这个问题，民国年间的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先生，曾经撰文表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在大学教育职业化的趋势下，通识教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国内诸多著名学府逆风而行，以各种方式尝试着通识教育，具有独特的示范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尝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关于通识教育的三种误读，如果不予厘清，往往会事倍功半。通识教育需要打破专业的界限，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是漫无边际的。

    第一，把通识教育等同于文理教育。中学文理分科造成的知识结构的断裂，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为此，近年来已有取消文理分科的呼声，但这需要高考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很多推行通识教育的大学，试图把断裂的知识结构弥补起来，倡导文科学点理科、理科学点文科。用心良苦，却有点像把一个人一分为二，再把他缝补在一起。理科学点文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文科学点理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勉为其难。一个文科大学生对于中学物理都是一知半解，如何学习高等物理？这并不是说理科就应该完全放弃，但是作为通识教育的理科课程，应该是与文科有交叉的部分，比如科学史，而不是专门性的理科知识。

    第二、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里不宜包含过多的理科课程，这跟理科课程自身缺乏通识性有关。显然，人文课程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文学作品，除非现代派之后的部分，绝大多数人尽可读。但是，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甚至进而等同为审美教育，却忽视了社会科学这个重要的领域。在当下中国，一个大学生最需要了解的可能是法学和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的通识，而非人文领域的文学和艺术。文学和艺术往往取决于个人的趣味，很难通过短期的通识教育完成，法学、经济学以及人文领域的历史学，构成现代公民的基本知识结构，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主体部分。一个大学生可以不懂数学公式，可以没有艺术爱好，但是不应缺乏基本的法律、经济学和历史常识，否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第三，把通识教育等同于经典教育。在通识教育中，需要倡导阅读经典。但是这不应该代替通识教育，尤其不能把近年来盛行的读经教育等同为通识教育。如果缺乏新思想的重新审视，即使把那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也没有太大意义。在缺乏通识的情况下直接阅读甚至细读经典，更是背离了通识教育，变成了专业中的专业教育。在对国学或者西学的脉络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细读《论语》或者柏拉图，不会有太大收获，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国学的《论语》专家或者一个不懂西学的柏拉图专家。学生很有可能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把柏拉图的著作当作名人名言，这是“百家讲坛”的目标，不是通识教育的任务。

    通识教育在中国，首先应是公民教育。它的任务不仅是授予知识，更是培育公民意识，让一个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公民的权利、尊严和责任。公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课程体系，不能满足于从各个学科里抽出一两门课程拼凑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