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我以前在别处讨论到过人格有三方面，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通性，二是此人所以异于彼人的个性，三是男女的性别。健全的教育是三方面都得充分顾到的，如果舍男女之别不论，则须兼筹并顾的至少尚有两方面。个人的先天性格尽管不免有所偏倚，教育的鹄的则不能不力求通性与个性的平衡发展。通性是通才教育的对象，而个性是专才教育的对象；一个人应当受的教育是一个通专并重的教育，以至于“通”稍稍至于“专”的教育，因为归根结蒂．我们必须承认，做人之道重于做事之道，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至于一个人究能通到什么程度与专到什么程度，那自须看他的才力了。这一层理论我相信是古今中外所同的，从前“本末”“博约”“文质”一类的原则所指也未能外此，杨雄的儒伎之分所指的也就是通才与专才之分。我一向感觉到近年来大学理工教育是不健全的。其所以不健全之故并不在专的过度，而在通的程度远不足以相副。有充分通识做衬托的专识，无论专到何种程度，是不妨的。至于通识不足，或极端缺乏，即使专的程度不深，也往往可以误人误事。所谓误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成一个偏废或半身不遂的局面。好像西洋有一位生物学家说过，“专化的代价是死亡”，在生物学界里此种例子最多，而其中最足以发人深省的是龙类。近代欧西文化的危机，我以为也就在此，欧洲的理工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其结果是战争、屠杀与死亡。族类专化的代价如此，个体大概不成例外。第二方面指的是对于事业的妨碍。一个专家，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衬托，其实是等于一个匠人，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第一，他不大了解他所专擅的学术以外，尚有其他的学术，他不大知道他的专门学术．在整个学术界里，以至于全部的文化生活里，究占多大一个位置，究有多少分量，究应如何配合起来，方才觉得称当。第二，他不大认识人。他和从前的读书人似乎恰好相反，懂得“物”是什么，声光电化是什么．但人是什么，他多少有几分莫名其妙。因此，不但他的学术事业和别人的不容易配合起来，他和别种学问事业的人，以至于和同学问、同一事业中的别人，也容易发生扞格，发生凿枘。…… 不过第三个理由终究是最关重要。只有专才，而没有通识的人，是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与文化所瞧不起的人，而此种瞧不起的态度是很有理由的。上文提起过，此种挂一漏万的专才或只钻牛角尖而不识大道的专才是畸形的，是残缺的，也就是不健全的。……

    “工与中国文化”(作于1943年)，选自《潘光旦选集》459-4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