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府。

　　谈到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梁启超在1929年已经去世，我读过他1922年5月21日夜清华文学社讲的《情圣杜甫》: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古典诗词结合起来的。

　　王国维是1925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提出的“境界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达到“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所谓“知之”，犹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落叶，使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就像译者清除了原文语言的障碍，使读者对原作的内容可以了如指掌一样。所谓“好之”，犹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译者如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自然是爱好成癖了。所谓“乐之”，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说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译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我在小学时就会唱他作的歌:“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1920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他都用当地话翻译，他模仿得这样像，本地人都错认他是同乡了。谈到译诗，他也说过:“节律和用韵得完全求信。”又说“像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跟韦烈翻译的《唐诗》，……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译《诗经》和《唐诗》，就力求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谓“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蜡，也不能如嚼黄油面包；所谓“音美”，就包括用韵得求信；所谓“形美”就包括“节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师中，梁、王都在20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年起，长期在美国任语言学会会长，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忿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他才成了家。

　　1939年10月27日，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笑声)。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笑声)？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人生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作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在是连着。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老”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老”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有强度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了，不必再提罢；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朱光潜在《诗论》中也讲过《采薇》，他说:这四句诗如果译为现代散文，则为:

　　从前我去时，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
　　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

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却不知走向何处去了。2月28日，陈梦家先生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罗庸讲杜诗。如果说梁任公讲杜诗侧重宏观的综合，那么罗先生却侧重微观的分析。如《登高》前半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见长江滚滚；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有一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日’字了。”由此可见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讲到她前半生的幸福和后半生的坎坷:“只恐双溪舴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他就联系《西厢记·送别》说:“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50年后，我把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译成了英、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朱、闻、罗、浦诸位先生；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只见长江天际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