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规定，“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是全校的必修课，……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       
    
       
    1941年秋，我和一位同时考取联大经济系的中学老同学同坐一辆“黄鱼车”，途径贵阳，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昆明。山路崎岖艰险，虽非蜀道，却比蜀道更“难于上青天”。
      
    西南联大的校址位于昆明城西边缘。校园前门，有一块大幅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大字，赫然而立，令我俩肃然起敬。我俩笑着说：“总算经过大学之道，走进了大学之门！”
      
    联大校舍本部是一排排的“人”字形茅草房，办公处、教室和老生宿舍都在本部，唯独一年级新生宿舍是附近昆华中学的校舍，两层楼洋房，居住条件比老生好得多，我们对联大的第一感觉是“不欺生”。
      
    从中学到大学，就像乡下来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花样多，什么都新鲜、神秘。这系、那系，这样的课程、那样的课程且不说，新生谈论最多的是：他昨天见到大名鼎鼎的冯友兰，满脸大胡子；我今天见到数学天才华罗庚，一跛一瘸的；忽而看见一位长袍长袖教授模样的人，就猜想可能是北大的；忽而又见到一位西装革履教授模样的人，就猜想可能是清华的。总之，眼花缭乱，充满了敬仰之情，以考入这样的大学而自豪。
      
    进校不太久，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困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
      
    还记得有一次孔祥熙到昆明，据说原想到西南联大作一次讲演，但又不敢，改到云南大学。云大与联大只一道破土墙之隔，西南联大的同学闻讯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先占领了云南大学大讲堂最前面的地盘。大讲堂没有座位，学生们都是站立着的。孔祥熙尚未露面，一片怒吼声已经震撼了全场，他的侍从黄仁霖把手指插在口内，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想借以压场。同学们更加愤怒，高喊“流氓，流氓”！孔祥熙出场了，一站到台中间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姓孔，孔子的后人呀！我也是教师，当过小学教员，还兼校工，摇过铃，让学生上课……”显然是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们，引他为同类，以赢得同情。同学们看他这气短的模样，总算放过了他。
      
    联大规定，“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是全校的必修课，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是文科生必修课。文科学生还必修一门理科的课程。我选修的是化学，但我对化学最无兴趣，其中的实验部分，我经常旷课，考试得零分，以致整个化学成绩不及格。一直到四年级时选修微积分，才算满足了学校的要求。
      
    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西南联大的特殊规定，我不习惯，问李先生是否可以写文言文，李先生说“应该改一改了”，没有多作解释。我写了一篇题为《人与枯骨的对话》的短文，内容主要是寄托自己的大同理想。李先生在文末批写了一句评语：“有妙想自有妙文”，给了我92分。我有点得意，后来投稿到昆明《扫荡报》的文艺副刊上，很快就发表了。
      
    1942年秋到1943年夏，我休学一年，到昆明附近的县城中学教书，贴补一点生活费用。很多同学在外面“兼差”到深夜，归来后还伴着一盏油灯，复习功课或读些课外读物。第二天清晨，照样“闻鸡起舞”，吃点稀饭加咸菜，便夹着书上图书馆。我在休学期间，着重学英语，想提高英语水平。我那时很想效法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将来出国留学，回国当教授。由于教中学赚了一点钱，便约了经济系一位原中学老同学陈才昌请英语系的老师王佐良先生为我俩补习英语，每月给王先生一点报酬。王先生是教我大一英文课的老师，英语水平很好（后来也是著名文学家）。他似乎对报酬之低毫不在意，逐字逐句、耐心地给我们讲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英文原文，还要求我们背诵其中一些段落。
      
    1943年秋，我因不满经济系一些课程中的“生意经”而转入社会系。念社会系的一年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英语的学习上。大二英文课的老师是李斌宁先生，他当时是讲师，后来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李先生英语水平高，对我们要求严，批改作业也很认真，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自学阅读了易卜生的英文版剧本。为了学口语，我和另一位同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文林堂去“做礼拜”，从牧师那里学口语。我的那位同学也有志于西学，我们一致认为，不学好英语，很难学好西学。社会系的“人口调查”之类的课程，特别是其中一门课是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正好这一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这是一个转机。我在“望尽天涯路”的迷惘中，终于追寻到了一条我终生以之的道路。
       
    摘编自《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