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标题: 关键字: 作者: 全文: 【我要留言】
中 教 图
大语百科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 页 > 大语百科 > 翻译文学

傅雷谈翻译(十二则)
【时间:2008/11/29 】 【来源:读书公园(Bomoo.com)论坛 】 【作者: 傅雷】 【已经浏览4043 次】

(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傅雷致宋奇)


第一通 1951.4.15
悌芬: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半月。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简单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读一二个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主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出She is 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难于重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个弊病,重复字往往太多。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 spiritual, moral,sentiment, noble, saint, 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a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有“这个”两字,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俩”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cet,更要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主宾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搞。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份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么(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不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份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我只能读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钟书、吴兴华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至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的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点像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永远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杂八的信口胡扯一阵。〔下略〕

 

第二通 1951.6.12
悌芬:

  另邮寄上杨绛译的《小癞子》一册。去冬希弟来港时,我曾托他带上《欧也妮·葛朗台》,结果仍在你的三楼上。现在要交给平明另排新版,等将来与《贝姨》一同寄你了。巴尔扎克的几种译本,已从三联收回(不要他们纸型,免多麻烦),全部交平明另排。《克利斯朵夫》因篇幅太多,私人出版商资力不够,故暂不动。《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好些地方都译差了,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好些地方的文字佶屈聱牙,把自己看得头疼。至此为止,自己看了还不讨厌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只有《文明》与《欧也妮·葛朗台》。
  〔下略〕

 

第三通 1951.7.28
悌芬:

  〔上略〕我个人最无办法的,第一是对话:生长在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谈不上北京话。现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语都是南腔北调,到了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点都传达不出。第二是动作的描写,因为我不善于这一套,总没法安排得语句流畅。长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与原作的风格关系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贯穿就能交代。我觉得你对我的第一二点困难差不多不成问题,至于第三点,只能尽量丢开原作句法。我举个例告诉你,使你可以大大的放胆。亚仑·坡的小说,句子不算不长。波特莱译本,的确精采,可是长句句法全照法文,纯粹的法文(当然,波特莱的法文是极讲究的),决不迁就英文,他就是想尽办法,把原作意义曲曲折折的传达出来,绝对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结构上费心。当然这种功夫其实比顾到原文句法更费心思,因为对原作意义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动笔时恐怕困难极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的干下去,将来你的成绩一定超过我,因为你本来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灵活。麻烦的是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下略〕

 

第四通 1951.9.14
悌芬:

  〔上略〕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下略〕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一些搞不出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下略〕

 

第五通 1951.10.9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揉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至于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多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应用机会,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第六通 1951.12.5

   〔上略〕

  我托希弟买几条西装裤,因上海货贵,布料子的等于香港呢料价,又不经穿,我们父子又是靠坐功的,裤子特别费。故买的时候,要挑结实一点的料。

  《欧也妮·葛朗台》还是第二年在牯岭译完的,一九四九年上海印过一版,此次稍有润色。英文本我早有,译文亦未见出色。总之翻译在无论何国都不易有成绩。甚至译错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现代丛书一大本)在四十余面中已有二三个大错。我现译的《邦斯舅舅》(人人丛书本)一百五十余面中已发现六七个大错。至于我自己错多少,也不敢说了。《克利斯朵夫》原译,已发觉有几处文法错误。至于行文欠妥之处,比《高老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改削费时,近乎重译。上海今年算是冷得晚的,我生炉子有十天。你们今天才开始生。

  匆匆,即候
  双福
  安叩
  十二月五日

  钟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识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

 

第七通 1953.2.7

  〔上略〕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钟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加金字傍〕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能做到尽量的近似。“过”与“不及”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毛病。这也不光是个人的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譬如《红楼梦》第一回极有神话气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与罗曼·罗兰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现方法完全不同,你尽可以去领会,却没法使人懂得罗曼·罗兰的mysticism像懂《红楼梦》第一回的那种mysticism一样清楚。因为用的典故与image很有出入,寄兴的目标虽同,而寄兴的手段不同。最难讨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时下译作求能文通字顺已百不得一,欲求有风格(不管与原文风格合不合)可说是千万不得一;至于与原文风格肖似到合乎艺术条件的根本没有。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你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倘如一杯清水,则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没有诗意的东西,在任何文字内都不能称之为诗。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

  你要的其余两本书,我叫阿敏跑了两个下午都没买来。他最后向柜上去问,据说“尚未出版”。不过我敢预言,那些翻译一定是坏透的。能译费尔丁的人,你我决不会不知道。你我不知道的人译费尔丁或朗斐罗的,必不会好。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

  〔中略〕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悉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书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话一时说不完,暂且带住。匆匆,即候

  双福
  希弟均好
  安叩
  二月七日

  我家有两部《谈艺录》,要不要寄一本给你?此书以后恐要成为绝版书了。

 


第八通 1953.11.9

  〔上略〕

  来信提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我亦有同感。但十七八世纪的东西也未始没有很大的毛病。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西洋人的出入很大,无论读哪个时代的西洋作品,总有一部分内容格格不入。至于国内介绍的轻重问题,我认为远不及介绍的拆烂污问题的严重。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可以让人读得下去的?不懂原文的人连意义都还弄不清,谈什么欣赏!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史当达,我还是二十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缘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且待有空重读原作后再说。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这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钟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下略〕

 

第九通 1954.4.26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钟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钟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下略〕

 

第十通 1954.7.8

  〔上略〕

  我近在翻译服尔德的Gandide,将与Ing’e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e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书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挑选起来不方便。

  前信提到吴兄的事,想已转知希弟了罢。余再谈,匆此,即候

  合家均好
  安
  七月八日夜

 

第十一通 1954.10.10

   〔上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委屈,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的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褊,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

  〔下略〕

 

第十二通 1955.1.8

  〔上略〕

  西禾上月受译文社之托,译了罗曼罗兰的短篇散文《鼠笼》,把稿子给我看了,短短十一页,错的地方着实不少,文气也大有问题,我一口气拿了原文和他讲了三小时。西禾译笔本算好的,结果尚且如此。后来他全部重译了,在一月号《译文》登出,但我未寓目,不知是否比初稿有所改进。

  〔下略〕

  注:宋奇,亦名宋悌芬,现名宋淇,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京ICP备15054374号
郑重声明:凡转载或引用本站资料须经本站许可 版权所有 :大学语文研究
联系我们:中教图(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魏老师   手机:18500380271
杭州师范大学    何二元  手机:15858199491  QQ:363764865

设计维护:时代中广传媒
您是第 7566544 位浏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