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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香等:一片“冰心”在亚非——从阐释学谈冰心与翻译
【时间:2008/11/29 】 【来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年9月 】 【作者: 程香 张德让】 【已经浏览3354 次】

  提要:现代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很大借鉴意义。冰心在理解和阐释过程中,其先结构和视域融合,直接影响了冰心作为译者“厚亚非薄欧美”的翻译选材宗旨;以及进入文坛30年,方在译界显才贤的翻译特点。在文化过滤方面,冰心既尊重原语文化又重视译语文化,寻求归化和异化平衡的翻译原则,从而进一步认识翻译是冰心文学创作的补充和延续。
  关键词:冰心;先结构;视域融合;文化过滤

  
  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她不仅在文学领域影响甚远,在翻译方面也别有风致。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代开拓者,冰心是现代女作家的开山人之一,一生在小说、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四大方面卓有成就,被文学界称为老一辈女作家“双子星座”之一。但作为翻译家,目前学界关注甚少。仅在林佩璇的《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以及黄忠廉和张平的《冰心与翻译》两篇文章中对她的翻译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前者着重归纳了冰心的翻译宗旨、译者素质、翻译原则和译诗特点,后者集中总结了她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批评观。两篇文章都对冰心的翻译成就作了比较系统的宏观综述。至于冰心倾亚非而薄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宗旨,和她步入文坛30年,方在译界显才贤的翻译特点以及她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过滤的翻译原则迄今未被深入探讨过。冰心的翻译观散见于《译书之我见》、《我也谈谈翻译》、《我和外国文学》以及她为自己的译作写的序、跋、前言、后记和一些小短文中,因此,对冰心这一译者的研究尚待深入。

  阐释学关于理解和阐释活动的理论,开拓了对译者的研究。尤其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寻回了遗忘的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1]。海德格尔的“先结构”、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和阐释视域中主体对文化过滤问题的处理对于寻回译者这一主体提供了有效的视角。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解释过程,一种精神活动,是译者通过文本的中介与原作者的心灵对话。译者的理解和阐释贯穿始终。因此探讨译者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的“先结构”、“视域融合”,对于认识翻译的本质、译者的研究有重大的启示,因而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冰心与翻译。

  阐释未必是翻译,但翻译必定要经过阐释,因为翻译是在理解原作基础上对原作的再表达。在理解过程中,新信息不断出现,且不断在新过程中变成旧信息,旧信息对于新信息在心理学称之为一种暂时记忆的建立。在理解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永久记忆的复苏,称之为先结构。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先结构”包括: (1)先行占有,即预先有的文化习惯。人必须在某一种文化中,历史文化在人意识到之前就先行占有了人。(2)先行看见,即预先有的概念系统。从他所在的文化中接受了语言及应用语言的方式,必定要将其带入理解过程中。(3)先行设定或先行把握,即预先有的假设。这种先有、先见、先定又被称为“成见”,“成见”成了我们整个体验最初的方向性。[2]这种先结构是译者作为理解者在理解前的社会文化语境造成的不同理解者的不同社会文化心理个体。理解过程中具体表现为理解视角、切入点选择、理解视域的广度和深度、理解的偏好和偏重点、对文本的期待值均不同。[3]译者的“先结构”自然也构成他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和阐释最初选择对象的方向性。

  综观冰心的译作,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基本上都是亚非国家的文学作品,理解和阐释的对象性非常明确。她的第一部英汉翻译作品是纪伯伦的《先知》(1931)。在1955~1965年的翻译高峰时期,冰心翻译了纪伯伦的《沙与沫》(1963),泰戈尔的《吉檀迦利》(1955)、《园丁集》(1961),诗剧《暗室之王》、《齐德拉》,书信《孟加拉风光》,小说《喀布尔人》、《弃绝》(1956)等,印度穆拉·安·纳德的《石榴女王》;印度萨洛季妮·奈都的诗选;加纳的以色列·卡甫·侯的诗歌《无题》;朝鲜元镇宽的诗歌《夜车的汽笛》,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尼泊尔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等。此外,她晚年与吴文藻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4]在汉译英方面,早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以翻译为专业,就写了《李易安词的翻译与编辑》的毕业论文。

  对于这一点,冰心曾坦言:“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觉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冰心的这种读有所好、译有所选,追根究底是冰心作为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阐释者,其“先结构”决定了她译介对象的方向性。首先,“先有”,即冰心作为译者预先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与原作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非常接近。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有着共同被帝国主义迫害凌辱的悲痛历史,无须多言。中国文化又很早就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如佛教的传入,使冰心极易对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产生共鸣。可以说冰心和纪伯伦,尤其和泰戈尔在东方文化这一大前提下拥有着潜在的心灵感应。既然心灵可感应,理解就更容易。理解原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也更容易确定。其次,“先行”,即冰心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冰心从汉文化中接受的语言及运用语言的方式,必将其带入理解和阐释中。冰心从小是在翻译文学的哺育下长大,尤其着迷于林纾翻译的作品,甚至在中学和大学能自己阅读英语原文时仍“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先入为主,二来中英文字上的隔膜……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如同雾里看花”[5]。这种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的隔膜感让冰心在先见的概念系统中始终对欧美文学保持着“距离”。虽然她曾留学美国,但并没有真正深入欧美文学,所以干脆放弃译介欧美文学作品。即便在《冰心著译选集》第三册中有两篇是西方人写的:一篇是美国杜波依斯(黑人)的《加纳在召唤》,另一篇是帕拉希米(阿尔巴尼亚人)的《巡逻》。两篇反映了受压迫的民族,与冰心经历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的相似。可见,作为理解主体,先见的概念系统决定了冰心理解的偏好和重点不同。再次,“先定”,即冰心对译语读者接受心理有了先行的假定,从而对原语文本产生一定的期待值,自然选择译介的文本有了自己的倾向。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愤怒反抗的怒吼,因而更容易引起国内读者的共鸣,译作也更容易被接受。作为理解和阐释主体,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习惯,译者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审美品格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解偏见,在翻译中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选材宗旨和翻译特点。[6]

  由于不同读者/译者会带着不同的“先结构”甚至“偏见”来通过文本与原作者进行对话,因此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翻译特点。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反映到翻译中,就是译者和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能产生“视域融合”的对话关系。伽氏认为,“视域概论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7]。可见“视域”是随着主体的运动而不断变化的,是开放的;同时,“视域”因时间距离可分为“初始视域”和“现在视域”。前者表示文本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赋予他的一定区域;后者表示理解者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特视域,这两种视域的不断交融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理解就是在历史长河中的“视域融合”中实现的。[8]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译者的“现在视域”应该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9]而在两个视域相互接近至交融的这段时间中,理解者/译者不可避免受到“先结构”的影响,产生理解的偏见,赋予文本新的意义。

  对于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的冰心为何进入文坛30年,方在译界尽才贤的翻译特点,可以参照一下冰心和泰戈尔两个主体视域变化的运行轨迹。冰心这一读者/译者在理解原语文本过程中的“视域”变化轨迹如下: (1)五四期间,冰心作为第一代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深受泰戈尔《飞鸟集》和《新月集》影响,创作《繁星》和《春水》,开创了五四以后哲理小诗的诗风。(2)五四落潮到建国前是冰心文学创作的主要时期,其作品主题主要滥觞于泰戈尔的“泛爱主义”和“爱的哲学”。此时,冰心对社会政治活动淡而处之。(3)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是冰心翻译的高峰时期,翻译了大批的亚非作品,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0]

  冰心主要译介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下面再看泰戈尔这一原作者“初始视域”的变化轨迹: (1)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文学创作主要从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选取故事,歌颂民族英雄。(2)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过着退避生活,创作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和《飞鸟集》(1916)。(3)1919年重返社会政治活动,作品表现出对受压迫民族的关注和劳动人民的同情。[11]对比二者的变化轨迹,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两个主体视域的变化轨迹大体相似,社会生活上都经历了退避到参与;泰戈尔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恰好是冰心步如文坛的开始,二者时间距离非常接近。他们的视域谈不上融合,只是开始碰撞。而时间距离在艺术作品的价值确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当代史比古代史难写的原因不在于史实,而在于作者与它的时间距离太近,很多意义呈现不出来,留下不定点和未知点一样。冰心在五四这个破旧立新的时期,受其“先结构”影响,不可避免地在形式和内容上误读了泰戈尔的作品,产生了理解的偏见。形式上,与其他文人如徐志摩、郭沫若等人因不懂孟加拉文领略不出泰诗中的音律美,而误以为泰自译成英文的诗是“散文诗”,从而掀起了散文哲理小诗的文学之风。[12]这一历史性误读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挣脱封建樊篱这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必然产物。内容上,因冰心与泰戈尔视域的时间距离太近,年仅20岁的她只能管窥到泰戈尔近期作品中“爱的哲学”和“泛爱主义”[13],而看不到泰氏1919年重返政治活动后在文学创作中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冰心的“现在视域”只能与泰戈尔的“初始视域”碰出火花,而无法达到完全的融合。这种误读让冰心的文学创作直至建国前一直以“爱的哲学”为主题。泰戈尔文本中的不定点和未知点需要时间来呈现。

  时间可以冲淡一些东西,也可以重拾一些东西。建国以后,冰心有关“爱的哲学”作品因没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脱离现实,文学创作日渐稀少。冰心作为新中国一个社会文化心理个体,经过时间的冲击和生活的磨练,终于在她最喜欢的文学巨匠泰戈尔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生活轨迹,也重新挖掘出过去没有发现的泰氏作品中的不定点和未知点,即同情劳动人民,关注社会政治。视域变化和时间距离最终使冰心作为读者和译者与泰戈尔实现了“视域融合”。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翻译的关系,重新认识泰戈尔和其他亚非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翻译成了她最好的代言品。她将自己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和独特风格用于翻译中,迎来了她一生中的翻译高潮。翻译也成了她解放后创作的延续和补充。可见,译者的特点是在她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和想像等文学能力,将作品的不定点和未知点具体化,与文本对话,调动自己的“先结构”,与作品达致“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译者对作品的读解之事为翻译准备的第一步骤,它还需要对作品进行阐释即语言转换和翻译操作阶段。[14]在这一阶段中,译者必须面临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即如何处理文化过滤的问题。此时,“视域融合”具体表现在译者如何处理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在《他们寻找独角兽》中指出两种文化相遇时出现的三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教化”;一种是“文化掠夺”;再就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译者面对文化的多样化,在翻译中难免在上述三种可能中选择其一,并游弋于归化和异化的两端之间。[15]冰心和她译介的大部分作品同处于东方文化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背景下,使她对其他亚非国家的文化采取“交流”(相互尊重和影响的)态度。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差异,又使冰心必须在“视域融合”后,做出一定的取舍,建立自己在文化过滤方面明确的翻译原则。

  冰心在《译书之我见》中多次提出译书应是“为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并对如何阅读的感受进行一一说明:“既然译出来,最好使它通俗”,“译本中间夹杂着外国字……实在是打断了阅读的兴头和锐气”,从上述话语中可见冰心翻译观中的归化倾向。但同时她又进一步指出,“有的小说翻译中过于使用中国成语,使得读者对于译作缺乏信任……还是不过于归化为好。”冰心这种既归化又不过于归化的翻译主张可以说正是她在文化过滤问题上,既尊重原语文化又重视译语文化,力求保持归化和异化平衡的原则,这一原则具体表现在她译介作品的意象、内容和语言形式上。
  
  首先是语言形式。两种文化的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显然是不同的。对此,冰心采用了口语体白话文译介作品便于读者接受,并大胆运用中国古诗中常用的几种精彩的语言形式于《吉檀迦利》[16]译文中。如对比型汉语成语结构、叠字型成语、叠字和对偶。这些都是冰心在创作诗歌中擅长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这些方法的采用进一步加强了诗歌的音韵和节奏,同时使语言简洁得一如诗歌的语言。下面以《吉檀迦利》为例:
  
  In theme an while I smile and sing all alone.
  这时我自歌自笑。(49首)
  
  Days and nights pass and eyes bloom and fade like flower.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谢。(82首)
  
  Among hurrying crowds shall I stand before these face to face?
  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其次是内容。因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译语读者容易在理解和阐释原文本时遗漏隐含义。如何挖掘出原作中遗失或隐藏的内容就是两种视域碰撞后寻求融合的过程。冰心在内容上采取增词、删词或注释等手段,一方面便于译语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具体表现在:

  1·对地名和难字的翻译。冰心在《译书之我见》中指出,“外国专名应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最贴近的中国字译出,若词不达意,可在括号内附上原文,或以加上注释。”在翻译印度地名时,冰心就将过长的印度地名根据发音进行节译,并加以注释。比如在《泰戈尔诗选》第126首中,有一条叫“茹卜那伦”的河,冰心就注明了它是“孟加拉的一条河,有神的形象的意思”。这样译地名既简约又让读者对它有更深的认识。对于难译的字,因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经常难以找到一一对应的词,冰心主张采取同样的策略。
  
  2·对语篇隐含义的翻译。冰心采用增译、节译或调整上下文的句式,挖掘原文的诗情和内涵,并使其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在《吉檀迦利》中:
  
  My eyes have seen and my ears have heard.
  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色,我的耳朵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I bitterly wept and wished that I had had the heart to give thee my all
  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的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Deceive him not Wake, oh, awaken!
  不要欺骗他罢,醒来,呵,醒来罢!
  
  I must launch out my boat The languid hours pass by the shore——Alas for m d
  我必须将我的船撑出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例句中的“launch”一词是冰心根据当时印度还没有使用马达来驱动船这一现实,故用“撑”译出,这样,“我”将船费力驶出去的神态便跃然纸上。1950年吴岩译的《吉檀迦利》中“launch”被译为“把船开出去”,较具现代意味,但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3·语篇创作背景的注释。冰心在译介泰戈尔的诗歌时,如某首诗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创作,冰心总会加以一定的注释,帮助读者能更进一步的理解。比如在《泰戈尔诗选》(冰心、石真, 1980)第111首中注明“这首诗是献给加拿大的,在1939年5月29日渥太华的广播电台广播过”。由此,读者可以对诗中的“the young country”有明确的认识。第三是意象。因文化意象关系着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说,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张德让,2001: 24)。在翻译中,意象的取代和取舍就是两个视域碰撞寻求融合的过程。冰心作为译者,面对文化的过滤问题,主要采取注释的方法,既没有强调译语文化进行替换,也没有突出原语文化全盘吸收,力求归化和异化的平衡。如在《泰戈尔诗选》第7首中,冰心特别注释了This woman:“这女人是印度神话中的阿赫里聊,是梵天所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她和雷天私通,她的丈夫乔答摩仙使她变成一块顽石,后来受了英雄罗摩的抚触又回复了原形。”这样既可以解除读者的困惑,又达到了忠实传译的目的。可见,“视域融合”在冰心阐释/翻译文本的过程中以及对待文化过滤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她既归化又不过于归化的翻译原则。

  阐释学的发展寻回了对译者主体的研究。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正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方能为读者呈现一个别样的世界。冰心作为译者其主体性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不仅体现了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阐释学是一个对翻译研究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本文仅从理解的“先结构”,视域融合和阐释视域中文化过滤的问题对冰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作了初探,希望对冰心的翻译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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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泰戈尔.吉檀迦利[Z].冰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作者简介:程香,女,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张德让,男,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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