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翻译书籍一方面，是没有什么经验的；然而我在杂志和报纸上面，常常理会得在翻译的文字里头，有我个人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因此要摘举它们的缺点，记在下面：
（一）在外国文字里面，有许多的名词和字眼，是不容易翻译的，不容易寻得适宜的中国字眼和名词去代表的；因此那译者便索性不译，仍旧把原字夹在行间字里。
我们为什么要译书？简单浅近的说一句，就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现在我们中国，教育还没有普及，认得字的人，比较的已经是很少的了，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是更不用说的。这样，译本上行间字里，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或者因为一两个字贻误全篇，便抛书不看了。如此看来，还只有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才可以得那译本的益处，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么？所以我想最好就是译者对于难译的名词，字眼，能以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那最相近的中国字眼名词，翻译出来。若是嫌它词不达意，尽可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至于人名地名，因为译者言人人殊，有时反足致人误会，似乎还是仍其本真妥当些。
（二）翻译的文字里面，有时太过的参以己意，或引用中国成语——这点多半是小说里居多——使阅者对于书籍，没有了信任。例如：
“……吾恐铜山东崩，洛钟西应……”
“……‘父亲，请念这蜡烛上的字。’孙先生欣然念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是不是取‘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呢？……”像这一类的还多——我常常疑惑，那原本上叙述这事或这句话的时候，是怎样转接下去的。这“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分明是中国成语，寿烛上刻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分明是中国的习惯，而且译者又这样的用法，自然是译者杜撰的了。类推其余的，也必是有许多窜易的地方。这样，使阅者对于译本，根本上不信任起来，这原没有苛求的价值。然而译者对于著者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而且在艺术的“真”和“美”上，是很有关系的，似乎还是不用为好。
（三）有时译笔太直截了。
西国的文法，和中国文法不同；太直译了，往往语气颠倒，意思也不明了。为图阅者的方便起见，不妨稍为的上下挪动一点。例如：
“……这时他没有别的思想，除了恐怖忧郁以外……”假如调动一番，使它成为：
“……他这时除了恐怖忧郁以外，没有别的思想。……”
或者更为妥当一些。
还有一件事，虽然与译书无关，但也不妨附此说说；就是在“非翻译”的文字里面，也有时在引用西籍的文字，或是外人的言论的时候，便在“某国的某某曾说过”之下，洋洋洒洒的抄了一大篇西文，后面并不加以注释。或是在一句之中，夹上一个外国字，或是文字之间，故意语气颠倒。
对于第一条，写一大篇外国字的办法，我没有工夫去重抄，总之是极其多见就是了。
第二条例如：
“……既然有Ｒｉｇｈｔ就应当有ｄｕｔｙ……”
“……Ｏｈ！ｍｙ ｄｅａｒ ｆｒｉｅｎｄ！你们要……”
“……都彼此用真情相见，便用不着Ｍａｓｋ了。……”
第三条例如：
“……‘花儿！——花儿！’半开的大门台阶上一个老女人喊道。……”
“……‘你的东西忘下了，’他一路追一路嚷……”
像这一类——二，三条——的更多了。
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这件事。他说：“我真不明白作这文章的人，是什么意思。若是因为这几个字，不容易拿中国字去代替，只得仍用它夹在句子里，这样，十分热心要明白了解这句子的人，不免要去查字典，或是要请教别人，作者何不先自己用一番工夫，却使阅者费这些手续？何况Ｒｉｇｈｔ原可翻作‘权利’，ｄｕｔｙ原可翻作‘义务’，ｍａｓｋ原可翻作‘假面具’呢。作者如要卖弄英文，何不就做一篇英文论说，偏要在一大篇汉文论说里，嵌上这小小的一两个字呢？不过只显得他的英文程度，还是极其肤浅就是了。”——他所说的话，未免过激，我不敢附和。然而这样的章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平心而论，总是作者不经意，不留心，才有这样的缺点，——平常对同学或朋友谈话的时候，彼此都懂得外国文字，随便谈惯了。作文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便用在文字里。在作者一方面，是毫无轻重的。然而我们在大庭广众之间，有时同乡遇见了，为着多数人的缘故，尚且不肯用乡音谈话。何况书籍是不胫而走的，更应当为多数人着想了。盼望以后的作者，对于这点，要格外注意才好。
引用外国书籍上的文字，或是名人的言语的时候，也更是如此，否则要弄出“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笑柄，白占了篇幅，却不发生效力，时间和空间上，都未免太不经济了。何况引用的话，都是极吃力有精彩的呢。
有时全篇文字，句句语气颠倒，看去好像是翻译的文字。这原是随作者的便，不过以我个人看去，似乎可以不必！
归总说一句，就是译书或著书的宗旨，决不是为自己读阅，也决不是为已经懂得这书的人的读阅。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译者和作者如处处为阅者着想，就可以免去这些缺点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２０年９月《燕大季刊》第一卷第３期，署名：谢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