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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传布:冰心翻译里的宗教情怀(王友贵)
【时间:2008/1/28 】 【来源:冰心网 】 【作者: 王友贵】 【已经浏览2853 次】

  冰心先生的主要译作里,处处透出浓浓的宗教情怀,尽管她并不是基督徒。需要说明的是,我用宗教情怀这个词无丝毫贬抑之意,反倒是相反。而且我认为,所谓启蒙,其实就是一种“新福音传布”,虽然从表面看好象是相反,因为一般说启蒙是要唤醒人的意识。

    无论是《先知》、《沙与沫》,还是《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共享扑面而来的传教士特征:原作者如同赤足裸胸、生活简朴的圣者,鞭打丑恶,颂扬美善,严肃地思考人生。从审美角度看冰心译作,深邃的哲理必用抒情、优美、素朴的文字传达,文字和心灵必须同样美善,缺一不可。倘若将冰心译作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翻译作个对比,她的译作明显缺少20世纪前半那种普遍的焦虑,缺少那种直接表现民族压迫、解放、阶级冲突、揭露现实、社会腐败、呼唤社会变革的急迫和喧闹,没有鲁迅译俄国迦尔洵《四日》那样近距离凝视腐尸、凝视苦难的沉重和尖锐。当然,仔细一点观察,冰心的这种宗教情怀,上述那些译家或多或少也有,譬如周作人上世纪20年代译的部分小说(如显克微支的《二草原》)[1],茅盾译介纪伯伦的散文诗[2],巴金的部分译作(如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但这些译作不构成其主调,而宗教情怀在冰心这里却是主音,虽然新文学运动不少作家译家皆怀抱一种传布“新福音”的无意识,而且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普遍的焦虑便是一个证明。不管译家冰心本人是否公开言说,这个主音调在《先知》和《沙与沫》、《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异常清晰,抽掉这个音调,我怀疑她是否会如此有兴趣地将其译过来。这正是冰心与其他译家的一大不同。类似这样的显例不多,冰心在燕京的学长许地山应当算一个。

    冰心先生后来这样谈到翻译纪泰二氏:“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哀。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3]冰心这里的精神认同和审美认同把自己的翻译动机,传布新福音的意图揭示出来。

    事实上,“东方气息的超妙哲理和流利的文字”,一直为冰心本人作文与翻译的要点所在,缺一不可;“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正是冰心自身创作的一生追求,只是冰心的作品从无神秘色彩。在冰心开始从文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里,即《“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这类文字里,便突出地流露出担心,以及她那不自觉的引路人的言说方式,以一种透明莹澈的心态与具有同样心态的儿童、青年作心连心式的沟通。其言说方式本身就与泰戈尔很相似,虽然冰心要晚些年才动手翻译泰戈尔。泰戈尔的言说方式,冰心的言说方式,以及冰心通过翻译建立的言说方式,皆是要建立一个“场”,一个特殊的语境,惟有真正进入这个“场”,读者方能真正解悟两位赤足者的朴素话语。这种言说方式在西方也有,首先在古希腊的诗歌里就能找到这种赤足坦胸的言说。而这个背后,正是一种素朴的宗教精神。

    纪伯伦和泰戈尔这两位东方诗人,哲人,皆在西方受教育,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包括西方思想、宗教中的博爱精神的熏陶。《吉檀迦利》在孟加拉文里的意思,就是“献歌”,即“献给神的诗歌”的意思。不仅是主题,音调,思想,连言说的方式、朴素平易的气质也和宗教经典近似。第50首“我”在村路上沿家乞讨,“你”的车辇停在我面前,向身为乞丐的我伸手乞讨,我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给你,当晚我在口袋里发现一粒金子。我为未能慷慨尽我所有献给你而痛哭。《园丁集》第75首述一自称的苦行人,宣告弃家求神的时辰已到,并发问谁把他牵绊在妄想、家庭、妻儿身边这么久,神三次低声回答“是我”,可此人听不见;神无比委屈叹息:“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这种“神不在别处,就在你心中”的教喻在东方和西方宗教教义皆不难找到。

    相比之下,《园丁集》多一些现实生活的场景,出现一些生动新鲜的生活描写,如写少女春心萌动(第7-19首)。《园丁集》有一些极富哲理的篇章,表达极为朴素新鲜,这与冰心一贯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完全契合,如第2首说人的年轻与衰老并不在外表,而在心灵,“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这个“我”是诗人,他一心要给青年热情,忙着给人以安慰,“他们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4]

    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应该是陈独秀译的诗歌《赞歌》(即《吉檀迦利》选译)[5],诗歌早年翻译最勤力者当属郑振铎[6],短篇小说则有东方杂志社编的《太戈尔短篇小说集》等[7]。长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有黄雨石译的《沉船》,黄臬圻译的《戈拉》等。冰心译过泰戈尔6个短篇,没有译过长篇。这些小说虽然显示出泰戈尔丰富的想象力,对心理细微变化的独到观察和准确把握,不过其主题、风格、叙事口吻,跟作者的诗歌无二致,同样弥漫着浓重的教诲气,尽管这些故事读来很美。《弃绝》更像一幅画,一幅教堂或庙宇里的画,所表现的全部,就在篇末父子间四句对话里:“父亲,我不愿意休弃我的妻子。”“什么?你愿意放弃你的种姓吗,先生?”“我不在乎种姓。……”“那么我连你也赶出去。”[8]。《素芭》述哑女素芭细妮没有朋友跟她玩,她便向大自然和牛倾吐心声,众人皆视她为哑巴,可在泰戈尔笔下,她却能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只要你愿意听,仔细听,耐心听!这篇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用散文写的诗,很美,意境美,境界美,译文的文字也很美。在丑中寻找美,在美里发露丑,宗教和文学在这里同道,在同一条路径上结伴而行,享有共同的言说方式。所不同的是各自的归宿,宗教的中心在神,文学的根本在人。冰心先生的起点和终点,始终在人。

    在这几篇小说中,《喀布尔人》涉及现实的细节稍多,述一个喀布尔小贩与“我”(孟加拉人)五岁女儿敏妮纯洁的忘年交,写两个民族、两代人的真诚的友谊。故事小巧,选材甚佳,干净利落,主题鲜明。冰心译的泰戈尔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一种纯粹,一种与世俗的复杂构成强烈反差的单纯,单纯到超凡脱俗,圣洁透明的境地。这种提纯的手法,在他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里随处可见,我以为是宗教情怀的体现。我以为冰心的写作与翻译共享一特征:小说像散文,散文像诗,诗像散文。这种随心而动、不拘形式的风格骨子里是一种浪漫,一种本质的浪漫,而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浪漫,是一种本质上逃避现世的浪漫。冰心喜欢泰、纪,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冰心译的泰戈尔两部诗剧,一部是《齐德拉》,另一部是《暗室之王》,都不长,都是充满哲理的抒情剧。另外译有一部散文集《孟加拉风光》,乃泰氏书信,却全然没有书信那种平实和琐碎,想必原信大都经过剪裁,删去了书信的琐碎与具体,也删去了凡俗的真实,保留了对孟加拉风情描述与抒情部分。

    无论是在《先知》里边,还是在《吉檀迦利》中,读者皆能够感受到那历久弥新的弥赛亚式的悲天悯人,那种博大无边的终极关怀。由此,我们似乎看到冰心通过翻译构塑的一个文化身份,那是一个新福音传布者的身份。

        
    注 释: 

    [1] [波兰]显克微支著《二草原》,周作人译,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1集,上海:商务引书馆1922年初版。 
    [2] 《文学周报》第86、88期,1923年9月3日、17日出版,Kahil Gibran著“圣的愚者”和“阿剌伯K.Gibran的小品文字”,雁冰译。 
    [3][4][8] 冰心:《冰心译文集》精装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672页、第129-130页、第298-299页。 
    [5] 当时陈独秀将作者名译作“达噶尔”,刊《新青年》1卷2号(1915年10月15日)。 
    [6] 郑振铎从1921年起开始译泰戈尔的诗歌,先后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他译有《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吉檀迦利》、《爱春之贻》等选译或全译。
    [7]有沈雁冰等译的《太戈尔短篇小说集》,东方杂志社编,收入4篇。后来陆续亦有翻译,如伍蠡甫译的《印度短篇小说集》,商务1937年初版。

      (原载《爱心》杂志总第21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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