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些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总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激活.在现今学界热切关注的"大学语文"课程方面,六十多年前即有大致相当的课程,并且也引发了争论.历史语境虽有所差异,但仍可从中找到一些"历史呼应".它对于今日大学语文课程的编订,包括确定选目、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实施等方面,仍不乏积极意义.而重提这一争论,是希望教材编者们能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域来考量这一工作,以祛除因过于切近的"当代意识"而带来的某些蔽障.
关键词：大学语文;争论;历史呼应;当代意识
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意见，近年来更成为高教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争议性问题。争议的热点是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实际的教学效果，由此派生出教材的编法、课堂的教法等一系列问题”。⑴ 这里所说的开始是“二十余年”前，实际上，在现代中国，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设置就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那些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总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激活，“大学语文”既肩负着年轻一代的“素质教育”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被激活实属正常，当然，历史语境有着重大差异，所关注的历史问题(包括课程名称)势必与今日有所不同。
一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个《大学国文选目》(以下简称《选目》)。这一选目的授课对象为大一新生，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大学语文”。该书由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历时两年(1940年秋-1942年10月)。六位专家为这一“选目”的编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预备工作阶段，对当时约20个大学的国文选文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发现涉及选文篇目共1051篇，作家353个。而在对这此篇目和作家进行了14项细致的比较之后，结果发现不能从其中“找出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大学生所该修习的作家和选文，是由或然的机会来决定”。《选目》即是一个“初步意志集中的调整”。
在具体教学目标上，委员会有四点设想:“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性作品”。“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同时，在选文标准上，又有三条原则:“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生人不录”；“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⑵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大学国文选目》最终形态为:“如以时代为标准，选目包括的文章计周秦两汉共三十篇(占全部1/2），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如以类别为标准，计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计论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二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⑶
此一部颁《选目》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若干争议——这是可以想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此时已有20余年的历史，该选目竟全为古文，无一现代文(当时称之为“语体文”)。朱光潜即指出选目“还有商榷的余地”：“大学国文不是中国的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就大体说，两汉以前的文章选得太多，唐宋以后的文章选得太少；他着重史传叙事文是一大特色，不过十六篇史传再加上三篇左传，几占全部1/3(如论篇幅超过全部1/2 )，似嫌过多”。而把白话文完全撇开，“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他们反对白话文。这是受成见与短见的累，时间会证明他们的反抗白费力气。另一种是他们以为白话文容易，无可讲亦无须讲。这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很惋惜他们给人一个排弃白话文的印象，很可发生不健康的影响”。⑷
魏建功做出了回应，称“白话文”并非问题关键之所在，没有选入语体文并非“复古”，而是秉着“生人不录”的观点，即出于对那此“摆头巾架子的人爱用自以为了不得的文字做范文选授”一类行为的反感。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文”、“白”不过是工具，过于强调白话和文言的分别，将两者视为不同文体进行区分，所导致的结果是“国文教学的现状”“不惟无进步反见退步”。魏建功从个人“学习语文”的经验出发，认为“决不能说语体文比文言浅易，文言比白话深奥”。相反，“白话比文言难做”。一般的人“把文言和语体分划得很严，而没有把中间真的分别处弄清白，造成了一种皮相的新旧观念”。[5]
魏建功在回应中还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学生国文程度的低下。在他看来，大一学生“国文病根深入了膏肓”，而这是“一个积久的赢弱症候”。也即，“历来国文教学没有一个语文科学的方法做中心”，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实际上是小学、中学阶段教学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大一国文问题表现的严重性不仅在现在高等教育上，又不独是连带到中等教育里课程标准的实施，也已经显示出未来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了”；是“下一代乃至下几代的严重问题”。因此，尽管目前的选目“或许失之过深”，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今大学一年级学生国文程度低浅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似乎不可以悬格先卑来将就”。教学不应“将就学生的程度”，而应“提高学生的程度”。[6]
二
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彼时和此时所面对的问题自是多有差异，但仍能从中找到一些“历史呼应”。这既跟《选目》本身有关，也跟它的实际操作有关。
首先说一说《选目》。《选目》的编选并非仓促完成的，而是对当时各校所使用的20余种国文教材进行了细致比较之后选出的，旨在改变以往“或然性”的状况而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以提高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而从目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看，编者对一些表象事实，如目前已出版多少大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课程在各学校的开设情况，进行过一定的调查，但对于各教材本身的内容，各自的特点甚至包括各自的缺陷，大多数编者却未必有过深入的分析。这一点，看看教材的重复率就会知道。
具体而言，《选目》的做法是舍弃语体白话文而全录古文，这一做法绝非用“复古”所能简单涵括。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既有价值理念上的因素，即，“白话”比“文言”更加难做，这和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关，白话文使用时间不长，自身规范尚未真正树立。这一点，在白话文已经完个确立的今日可置之不论(目前，大学语文类教材基本上都是“古代文”和“现代文”并重，山东大学的做法则可视为特例)。
一是，“提高学生的程度”。正如魏建功在回应中指出，当时不仅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也相当低下，用今日的话说，如何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可谓一项“系统工程”。事实上，魏建功所焦虑的，也是当时众多语文教育工作者热切关注并著文讨论的问题，“抢救国文”运动成为了一个时代性的大命题，历时近10年。⑺ 观之今日，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文化挫折之后，尽管近些年来，中国文化重新走上了艰难的复兴之路，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年的问题依然以某种方式重新出现:那就是随着社会的整体性西化，汉语本位文化已呈式微之势，如何挽救、维持、发扬汉语文化不能不说是一项相当急迫的任务。而今日学生的文学素养与实际水平事实上也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因此，“取法乎上”——不是“将就学生的程度”，而是“提高学生的程度”，也应是今日“大学语文”教材选定时需要考虑的。
一是，“当代性”。《选目》全然摈弃“生人”(活着的人)的作品而不录，这自有其偏狭之处，毕竟，并非所有的“生人”都是“摆头巾架子的人”或“自以为了不得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摈弃又有着相当程度的合理性:《选目》所选皆为“经典”，表明编者所操持的乃是普遍的原理，即着眼于对汉语文化的普遍性理解和整体性把握。“生人不录”，表明对“当代性”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历史经验证明，“当代的问题”往往因契合了实际的现实问题乃至现实利益而具有某种峻急性，却也往往容易因时代的演进而失效。今日的大学语文类教材的“现代文”篇目数量普遍大于“古代文”篇目，其中起支配性作用的恰是“当代性”的标准，即“充分考虑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同专业大学生知识结构和心理需求”。⑻ 这固然具有历史合理性，能赢得一时之效，但其中也有将当代价值凌驾于普遍的、整体性的文学价值之上的危险。而如前述，“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的做法，也会使得教材更多地“将就学生的程度”，而无法实现大的“提高”。
其次是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选目强调在了解、发表、欣赏与修养四个方面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在今日的大学语文教材中也有体现，以陈洪版《大学语文》为例(该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教材编写的主要思路是“着眼于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着眼于通过‘好文章’(广义而言，也包括‘好诗’、‘好词’、‘好译文’)的欣赏和体味，提高语文实际应用能力，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生的兴趣爱好，着眼于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氛围的营造，着眼于教师好教，学生爱学”。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该教材还努力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旨在实现“‘课本+教学参考+导学+辅教光盘+网络教学平台+拓展读本+学科网站’这样一个整体化、全程化的新教材形态和新教学模式，为课程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⑼
这样一个目标的设定是非常稳妥的，而且，由于编者考虑周全，该教材在使用时确实很方便。但是，在某此环节上，所悬置的目标未必能得到非常有效的实施，比如“欣赏与体味”能力之后的“语文实际应用能力”。从理论上说，前者可以通过具体篇目的讲解来实现，后者则需要在实践运用中来完成，这即是惯常念义上的“作文”。据主编陈洪教授在“教育部2006年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介绍，南开大学在教学过程很好地利用了“网络教学平台”，有着较为详细的评分考核力法，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固然不错，但从一个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将这一实践环节完全放到网络环境当中，也会有一此负面效应:学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操作，这对学生而言是一种额外负担；缺乏严格约束，难以保证较多学生都得到实际锻炼。总之，过于依赖网络环境，这会使得实践环境缺乏充分的可操作性，并最终妨碍既定目标的实现。
即便不考虑实践环节的操作问题，如何将既定的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教学当中，也有需要审慎估量之处。魏建功当年曾提到在师资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每年每个大学一年级有上几百的人数，教师人选势必增多，教学经验的水准势必降低，有些大学的国文便用新毕业的学生担任；固不能断言他们不能胜任，但也不敢说这些新发于硎的大学国文教师就比中学里有经验的老国文教师高明多少。四年前也是被慨叹为程度低下的人，一朝毕业就获得了什么诀窍吗?”⑽ 他这番感叹背后的认识是，“新毕业的学生”缺乏“经验”，不足以担当起教学重任。观之今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课程设置本身即已相对边缘化，实际“担当起教学重任”的任课教师也多处于非专业化的相对边缘的位置。实际上，在相当一部分院校，都是“专业”不行的老师来教大学语文课——反之，教大学语文课的，往往都被认为是专业不行的。试想，又有多少学养丰厚的教授愿意“放下架子”来上大学语文课呢?在这次会议上，很多代表都提到应加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师资队伍的培养，这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峻急性。大学语文课程既没有培养自身所必须的一套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今日每个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又已由“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既定价值理念与实际教学效果之间无疑会存在并不算小的距离。
未结之语
如上所做，基本上止于问题的提出。而以六十多年前的一本《选目》及相关论争为参照，并无意于“复古”——无意于以六十多年前的相关出版及其讨论来衡定今日的情形，而只是想寻求一种“历史性对应”。近年来，大学语文类教材层出不穷，这无疑彰显了大学语文课程在教材编订、教学实践诸环节的某种急迫性，也外化了不同编者对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不同理解。我们希望编者们能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域来考量这一工作，以祛除因过于切近的“当代意识”而带来的某此蔽障。同时，也希望众多编者彼此之间能形成更多良性共识，以在更为切实的层面促进当代大学生“语文素质”的更大提升。
参考文献：
[1][9]陈洪主编.《大学语文》编写说明[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5][6][10]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M].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J].原刊《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两文现据《魏建功文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2～286,287～296.
[3][4]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J].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现据《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23～29.
[7]参见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238～252.
[8]参见陈洪主编.版大学语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出版日期：2007年3月31日
作者简介：陈璐,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
作者简介：易彬,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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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多年前的一次争论看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
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
大学一年级国文（叶圣陶）
魏建功：大學一年級國文的問題
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