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风又绿江南岸”

    世人多称誉王安石《泊船瓜洲》这首小诗，是因为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佳句；而“春风又绿江南岸”之为佳句，又由于这一“绿”字委实下得好。关于这一“绿”字，人们不断引述着一则炼字佳话，在此，我也不妨再转述一遍：

    据宋洪迈《容斋随笔》记：王荆公绝句之“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一“绿”字确实改得好，其好处，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写出了整个江南生机蓬勃，春意盎然的景象”①外，我以为还可指出两点：第一，若以画为喻，诗中的京口、瓜洲、长江（水）、江南岸、明月，及泊船、船上的诗人等，自已组成一幅优美的山水画，然而还只是缺乏鲜明色彩的水墨画；现在加上一个“绿”字，仿佛在这幅水墨画的视焦处着了浓浓的一笔，使整个画面都鲜活起来，有了精神。第二，由于历史的积淀，当“绿”字和春相关联时，便会调动读者无比丰富生动的联想，如“春晚绿野秀”、“长江春水绿堪染”、“春来江水绿若蓝”，如“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等等，而“到”“过”“入”“满”诸字便无这番功效。

    然而，历来对于这一“绿”字，并非毫无褒贬，钱钟书《宋诗选注》对此作过概括，其云：“绿”字的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亦屡见，如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的“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②

    我认为这些微词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王安石不可能忘了唐人诗句。据宋史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③他还曾“废日力”而编辑过《唐百家诗选》，另外，他的两卷集句诗作，将前人的（主要是唐人的）诗句化用得得心应手，天衣无缝，都是明证。其次，王安石并不忌讳自己的某些诗句与前人重合，“一鸟不鸣山更幽”便可证明。在王安石诗集中，将“春风”与“绿”相联的也不止一处，如“除却春风沙际绿”、“春风过柳绿如缲”、“漠漠春风里，茸茸绿未齐”等等，如何于这些诗句皆“欣然沿用”，独于“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便立异如此呢？只能解释为此句字有诗人独特的炼句思路，与唐人无干。第三，王安石诗作于“春风”动态的描写，从来就是刻意推敲的，如“仁声已逐春风到”、“春风过柳绿如缲”、“笑语春风入贝州”、“蔼蔼春风入水村”、“春风满城金版舫”、“春风满地月如霜”等等，可见“到”“过”“入”“满”的推敲并非偶然。另外，如“百浪春风湿天际”，以“湿”写春风；“春风都城居”，以“居”写春风；“春风地上行”，以“行”写春风；“春风吹急似摇旌”，以“摇”写春风；“春风漠漠上衣裘”，以“上”写春风；“春风取花去”，以“取”写春风；“习习春风拂柳条”，以“拂”写春风；“春风自往来”，以“往来”写春风……我们偶见《泊船瓜洲》一草，便以为王安石独于此诗推敲如此，其实依我看，上述有关春风种种动态描写，无不经过精心提炼的。

二、“明月何时照我还”

    曾令我迷惑不解的倒是接下来一句“明月何时照我还”。注家多以为这是诗人看到江南春意盎然的景象，于是加剧了渴望回到家乡的心情。但是，瓜洲与京口不过“一水”之遥，与家乡江宁也仅隔了“数重山”，由此到家，直线距离约一百八十余里，即使有写曲折，也不过数日路程，为何要有这么一声悠远惆怅的发问呢？诗的前两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节奏急切，连续的空间跳跃表达了诗人渴望早日到家的心情，这是没有疑问的，正如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是，为什么仅间隔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后，这种急切的节奏便突然消失，而只剩下那一声悠长的浩叹了呢？

    另一种注法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春风”句借春风给大地带来了生机，比喻新法的实施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景象，“明月”句则表达了王安石盼望再度回朝执政的迫切心情。④这能够比较清楚地解释“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所表现的情绪。但仅仅作出推测是不够的，关键还需要搞清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的情绪。

    自己的信念和皇帝的支持，是王安石变法的两大精神支柱，而后者又是前者的重要条件。王安石年轻时就形成了这样的思想：“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⑤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成为他出处进退的唯一标准。⑥皇帝的支持是绝对重要的，众人的态度则书不足道的，真所谓“人言不足恤”，“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由此我们掌握了考察王安石罢相时情绪的钥匙：如果仅是众人的反对，他是不会在意的，即使不得已而告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日后仍有复出的可能。但如果是“失志于君”，情况便不同了，他的思想信念会从根本上动摇，从而坚决乞退，“遂不复出”——这可以解释王安石前后两次罢相时的思想情绪的差异。

    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辞相，其压力主要来自“众人”——朝中保守势力，而非“失志于君”，他的《乞解机务札子》六上‘日后报可，神宗仍欲留以京师，新法亦仍在实行，三月，行方田法，⑦四月，王韶破西蕃于结河川，⑧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新法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另外，“免行钱”法也是在这一年实行的，而王安石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的《三经新义》编辑工作即使是在罢相期间也没有停止。总而言之，王安石此次辞相，主要是为了缓和一下众人对新法攻击，王安石和神宗之间似乎是订有某种契约的，他在请求辞职的札子中，再三向神宗保证：“异时复赐驱策，臣愚不敢辞”，⑨而神宗亦反复叮嘱：“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豁然长往也”。⑩果然，不到一年，神宗即招回王安石复相，并说：“小人渐定，卿等且可以有为”。⑾

    王安石此次罢相并非“失志于君”，其心情可知，他在愤慨于众人汹汹的同时，必然对神宗仍然抱有希望，从而也就是对重返朝廷继续推行新法抱着希望，因此，说“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还”指重返朝廷，是可以成立的。
    王安石的另一组小诗对此提供了又一种证据。《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

    老于陈迹倦追攀，但见幽人数往还。忆我小诗成怅望，金山只隔数重山。

    世间投老断攀缘，忽忆东游已十年。但有当时京口月，与公随我故依然。

    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

    在这组小诗中，王安石自注云：某旧有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曾照我还”。⑿显然，这组绝句的起兴，以及所提到的小诗，便是《泊船瓜洲》。从内容推测，大约是当年泊船瓜洲时，曾遇好友宝觉和尚，十年后，他俩又邂逅于龙华院，人是物非，感慨万千。这进一步证实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还”，应指重返朝廷，因为：一、“忆我小诗成怅望”，《泊船瓜洲》诗的愿望如果是急速还家的话，那么，这个愿望早就实现了，为何十年后回忆起来还要怅望呢？王安石自注中“明月何曾照我还”，也证明了这个“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二、“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从路线上看，是指于龙华院和宝觉邂逅分手回到家后，还要时时发问：什么时候我再到金山（龙华院旁亦有金山，当借指龙华院）去与朋友共宿呢？这第二个“还”字当复指十年前的那一问无疑。以此比附《泊船瓜洲》诗，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还”，方向也应与旅程的归宿相反。三、王安石的注与原诗有两处不同，一是“自绿”，一是“何曾”，这当然可以解释为时隔十年记忆上的微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