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细想起来，当初我的“大众批评”，并非站在大众的立场为大众文化说话，而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为大众说话，也就是所谓“人文关怀”。有人把这叫做“民粹主义”，认为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保护策略。我没有这么深的城府。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本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它需要劳力者提供物质产品，当然也就有义务向劳力者提供它的精神产品。它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阶级，当然也就不能自说自话，而是应该为大众说话。

    “为大众说话”，这样的批评还是叫做“为大众的批评”更为恰当罢。

    我首先为“追星族”说了话。我当然不是“追星族”，也早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追星族”“追星”的权利，起码应该给他们一个为自己的权利辩护的机会。假如那场批判不是由当时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联手造成一边倒的态势，假如当时的舆论媒体上也能同时发表一些大众文化立场的文章，那么我本来可以不说话甚至也有可能加入批判“追星族”的行列（因为我终究从事的是教师职业），而不一定采取“批判之批判”的极端立场。不过，我的“批判之批判”在当时影响微乎其微，批判者们固然不因此反省自己的批判，而“追星族”们也似乎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于是在批判与被批判两方面我都感到了寂寞，唯有《文艺评论》的编辑们给予我热情的支持，连续三期为我提供版面。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性质，它们是一种物欲的文化，只要不倒退到武器批判的年代，对待批判的武器它们是无物之阵；它们又是情感的文化、行为的艺术（这里我并非在先锋艺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什么理性的法庭、学术的评判，统统都抵不过一份“排行榜”。听说进入新世纪，“追星族”们的势力已挺进到精英文化的摇篮——北大和清华去了，任你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联手合击，最终只是证明了自己人文立场的可疑罢了。

    在武侠小说的问题上，我再次站到“批判之批判”立场。开始我只是采取戏说的态度，比如称复旦同学狮城舌战引用武侠小说材料，是“一句顶一万句”。渐渐武侠小说站住了脚跟，金庸先生也被国内一些名牌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按照我的脾气，就不愿再做锦上添花的事。然而到了世纪末，让我再次投入争鸣的是这样一篇文章，它在对武侠小说的批评中，巧妙地插入了“邪门武功”、“巫术”、“法术”这样的字眼，并且耸人听闻地说：“近十几年来，随着武侠小说的风靡，封建迷信、巫术的泛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人们的不良影响也远不止于青少年。痴迷巫术者（他们后来都贴了气功、特异功能和人体科技的标签）难以计数。直接模仿武侠小说的武功而受伤、致残、丧生的人也为数不少。”联系到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对“法■功”的批判，其暗喻意是不言自明的。这就不再是文学理论或学术讨论了，这使人想到鲁迅先生在30年代写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那“文艺批评”的对手在文章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字样，用这种向国民党告密的手段来“以济文艺批评之穷”。真想不到在历史发展了七十年之后，还会有人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于是我写了《唐·吉诃德向武侠小说宣战》一文（《光明日报》2000.8.31.），不过在文中我还是耐下心来和对手谈“文艺批评”的问题，因为那篇文章即或在文艺批评上也是很有问题的。我的计划是，假如我的文章不能发表，或者遭到对手反击，那时再来直面“邪门（教）”的指控——对手当然是非常希望我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他本来就是想借主流文化之手铲除大众文化，以制造“轰动效应”，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失望，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大众文化，其实主流文化倒比精英文化更加能够包容，更加具有人文立场的。

    以上是“为大众的批评”的第一层意思，即尊重大众文化生存的权利。

    “为大众的批评”的第二层意思，则是还要以这种批评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品位。我这样讲，很有可能被同行们讥为落伍，因为他们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早就宣布过，现在已不是“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下课的钟声”已经响了。不过只要我仍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就难得这样一份潇洒，传道授业解惑责任所在，上课的钟声每天都在重新响起。

    “九五”期间，我参加了中央教科所的一个课题，在一次关于校园文化的研讨会上，我探讨了对于大众文化的关怀与提升问题——

    ……这里我举两个影视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在我国公映引起轰动，许多青少年为之倾倒，引起教育部门忧虑，有的地方采取了禁止的做法，理由是有性爱内容。但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名著这点都是难以避免的，比如《红楼梦》，如果禁止，就得把青少年与这些名著隔离开来。所以我认为不能这样，事实上也是禁止不住的，关键要引导，比如加强影评活动，引导学生注意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泰坦尼克号》虽是一部好莱坞影片，但也不乏现实主义精神，江泽民总书记看了影片后说：“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

    杰克与罗丝的故事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泰坦尼克号”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等级森严的人类社会。轮船舱位的等级方便地实现了这一寓意。于是我们看到，当头等舱乘客一个个趾高气扬招摇登船的时候，三等舱的乘客正被强行接受侮辱性的“卫生检查”；航行途中三等舱乘客被禁止出入头等舱空间包括甲板；面临沉船时刻三等舱所有铁门全被无情锁死，以确保头等舱乘客从容逃脱，而为了确保这种等级秩序，船员们──船上社会的警察们──不惜动用手铐、斧头和手枪。至于一些影评中津津乐道的“让妇女儿童先上”，确有其事，但她们首先必须是头等舱的妇女儿童，至于三等舱，则对不起，在这漂亮的口号下，刚刚放出一两个妇女，铁门便迫不及待地重新锁上，以至于后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镜头：在急速倾斜下沉的甲板上，到处是哭泣无助的三等舱儿童……与此同时，影片揭示的是，那些脱险的救生艇上严重缺员，按设计能够容纳一千二百人的救生艇，实际上只载有六七百人。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杰克罗丝的悲剧首先是三等舱公民和一等舱公民恋爱的悲剧，以及在这个悲剧背后的更为巨大的美国社会的悲剧。影片编剧兼导演卡梅隆说：“或许是我在自娱自慰，虚构一个故事来取乐，但事实上，我还是想把历史的坚实内容包裹在故事里边。”在这方面美国舆论比我们清醒得多，影片获11项奥斯卡大奖，惟独没有最佳男女主角奖，女主角提名没通过，男主角提名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在中国，负有指导青少年责任的舆论，却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影片的这一巨大内容，他们一味宣传“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造成错误的导向。假如叫他们来投票，大概只须设两个奖项就够了：一个是最佳男主角奖，一个是最佳女主角奖。甚至一个奖项就够了，叫做“才子佳人奖”。

    西方有一种“冰山理论”，说冰山在大海里移动很宏伟壮观，那是因为它的八分之七在水底。“泰坦尼克号”把2.5亿的美金投入海底，从而留下了一些比浮出海面的故事更深刻些的东西。我们应该通过校园影评等形式，引导学生来发现这些东西，从而提高他们鉴赏艺术的能力。

    第二个例子，前不久播放的电视《还珠格格》，禁止肯定是不可能的，孩子们回家就是要看这些东西，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要充当唐·吉诃德和风车作战，而要因势利导，在校园里开展经常性的影评活动（这也应该是校园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引导学生把兴趣集中在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上，不能光看到小燕子胡闹，其实小燕子代表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片子中不断点出，她是一个“民间格格”），这种文化与代表封建统治的宫廷文化一接触，必然发生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宫廷文化不堪一击，一个小燕子就把诺大一个皇宫闹得一塌糊涂。还有，片子表现皇宫里缺乏人情味，正因如此，来自民间的女子才能够对于那些“阿哥”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里面很有一些民主性的，也就是人文主义的东西。所以，不要光是看到里面在谈恋爱，爱情从来不是孤立的，杰克和罗丝的故事上演在舱位森严的豪华游轮上，小燕子的故事上演在民间文化与宫廷文化的严重对峙中。

    上述两部影视，不妨看作是本土的和舶来的大众文化的样本，里面表现的人文精神，自然达不到一般文化精英所谓的“终极追求”的高度，而是非常世俗的，比如“享受每一天”，比如没完没了的煽情。所以有人不赞成我的分析，说是作者也未必想到这一些。然而这正是我的策略，我们一般只知道抱怨大众文化解构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还以其道，解构大众文化呢？况且这种解构也并非全然的破坏，而是将其中确有的人文因素加以放大，重新建构。

    这就是“为大众的批评”，这种批评提出这样的口号：

    辩护大众文化

    提升大众文化

    解构大众文化

200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