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论文·史学论文写作
一、为什么要学习论文写作
1、大学生完成学业的需要
大学期间，除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之外，按规定三年级要完成学年论文，四年级要完成毕业论文（学士论文）。学年论文是大学生在学完三年以后，初次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去分析解决一个学术问题而写的论文，这是一种科研的初步锻炼，所以论文题目不必太大，篇幅也不必太长，通过学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积累科研经验，为以后撰写毕业论文（学士论文）作准备。
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毕业前完成的最后一件任务，是大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知识，独立地探讨或解决某一学术问题而写成的论文，是大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程度的一次总测试，它的题目要比学年论文题目大一些，篇幅也长一些，一般要求5000字以上。
因此大学生要完成学业，就必须学会学术论文写作。
2、大学生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和专业训练，应该成为国家的专门人才，应在今后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大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从事本专业活动的基本功。作为高师院校的大学生，它的培养目标是能够胜任中学教学的合格的中学教师，因此教学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学校开设的一些师范类的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和训练这种教学基本功。而要搞好教学必须要学会科学研究。教学和科研决不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而是紧密相连、相得益彰的。大量事实表明，科学研究做得好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会很好；科学研究做得差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也不行。所以我们学校提出，不搞科研的教师决不是一个好教师。因此科学研究也应是大学生具备的基本功。只有学会研究我们才能不断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学会研究才能向社会贡献出有价值的成果，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会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公布出来、表达出来就是论文写作。如果论文写作的方法不会，我们就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很好地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都强调，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定要在三方面得到提高：知识、能力、素质。知识一般指我们专业领域里的知识，还有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素质一般指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能力则包括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组织能力、与他人交往共处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就是写作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写作。所以，作为在大学期间能力的培养，我们一定要注意书面表达能力（主要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3、就业的需要
论文写作也是我们毕业求职和未来搞好工作的需要。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总希望找到一份理想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才就业已不是计划派遣，而是双向选择。我们选择单位，单位也选择我们。据我们对用人单位的了解，单位选择毕业生固然希望知识多、能力强、素质高的人，但在一、二次接触中很难全面考察，尤其是素质，不是一二下子就能检测出来的。至于知识，虽然成绩单能有所反映，但他们却看得未必很重（两个原因：高分低能；分数不真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能检测出来的就是能力：教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有的非教学单位更是特别注重写作能力。我亲身遇到两件事：一是省劳动厅需要进人，希望我推荐人选，但他们特别强调，我们只要“笔杆子”。二是省委宣传部需要进人，我向他推荐两名研究生，他们一要看他的论文，二要参加笔试，写一篇文章，然后再决定是否录用。因此，写作能力强在就业谋职时会顺利、轻松得多。
这是就业时的情况。至于就业后，要想搞好工作，也根本离不开写作能力。大学生毕业后不外几种去向：
一是进中学，当一名中学教师。这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归宿。到了中学，首先是要上好课，但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你总得要评职称，而评职称有很多规定的条件。我们经常接触一些中学教师，他们都在积极申报职称。评职称都有一定的要求：上课时数、教学获奖情况、科研项目、教学研究论文。前两项问题还不大，后两项很多人感到头痛，无可奈何。后两项关键是论文写作能力。会写教学研究论文，就能争取到课题、项目。反之，从未发表过一篇教学研究论文，没有前期成果做支撑，就很难争取到课题或项目，可见论文写作能力的重要。虽然教学研究论文和史学研究论文还有点区别，但基本道理是相通的。只要掌握了科学研究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再认真看几遍教学研究论文，很快就会写作。
二是进非教学单位。不管什么单位党政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总少不了文字材料（总结、汇报、报告等），只要从事管理工作，就要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起草工作计划、总结、汇报、报告等。新来的大学生，而且又是文科大学生，这些文字材料的写作任务，很可能就落在你们身上。而且你们年纪轻，头脑再灵活一点，很可能被选为秘书，这样领导的讲话稿也可能让你起草，几乎天天都要动笔。如果写作能力不强，你就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很多机会就会失之交臂，久而久之，甚至会被淘汰。当然这些应用文的写作与论文的写作有所区别，但其中的基本道理也是相通的。论文写作过了关，其他应用文的写作也不会有问题，只是不同的文体，格式、要求不同罢了。所以一定要在大学阶段学会论文写作。
三是考取研究生，进入高一层次学习和研究，这就更需要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了。研究生、研究生，主要是研究，当然学习期间导师也会讲些课，但与本科生时上课大不一样了。导师只是点拨、指导，主要是训练自己独立开展研究。也有的导师手中还有课题任务，往往还会交一部分任务给你完成。你就要从事论文写作。如果你写作能力很强，在导师的指导下，你会顺利完成某项任务，甚至能够在杂志上发表。这样，做起硕士论文来就不会感到很吃力了。如果你写作能力较差，根本未过关，不仅导师指导起来很吃力，自己也会感到很紧张。现在都要求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要公开发表1-2篇学术论文，然后才允许答辩。如果你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光是发表两篇论文就够受的，更别说写硕士论文了。因为硕士论文2-4万字，要求更高。所以在大学阶段，论文写作能力提高了，你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容易出成果，尽快成才。
4、现实状况提出的课题
我们之所以强调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也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说这是针对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严竣问题。
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现实状况如何呢？可以说颇为堪忧！大学四年，基本上都是知识传授，几乎没有什么写作方面的训练。虽然也有作业，但基本上都是东抄西抄，拼拼凑凑而成的。由于班级人数太多，教师也不可能像中学语文教师批改作文那样，连字、词、句、标点符号都改，一般着重看其观点、材料，而且也很少讲评，这样对学生而言，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是论文写作能力很难提高。
如果说平时作业是如此，那么毕业论文（学士论文）总应该要认真对待吧，也不尽然。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学生的毕业论文也是从一些论文中拼凑出来的。一个题目确立后，赶快去找相关论文，甚至同题论文，然后复印下来，再回去搞排列组合，所以每次写毕业论文时，学生的能力没有受到真正的锻炼，倒是便宜了学校的复印社，让他们赚了一笔大钱。
所以作为大学毕业生，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没有经历过、实践过。如何选题，如何构思，如何找材料，如何提炼观点，如何撰写等等，绝大多数同学不会，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知道。更有甚者，在一篇拼凑、抄袭的文章中，错别字有之、语句不通顺有之、逻辑不清楚有之，情形实在令人担忧！
过去大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发表论文是常见的（如蓝翎、李希凡在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就发表关于评价《红楼梦》的论文，轰动全国），而现在已经廖若晨星了。
本科是这种状况，这就给研究生培养带来了困难。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主要不足倒不在于知识面不宽，基础知识不扎实，这都不怕。主要的不足，就是研究能力不强，论文写作能力不强，有的导师还要替研究生改标点、改错别字，更别说其他了。可以想像，这样的学生短期内很难培养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不是无的放矢，或随意开设的。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写作能力提高了，到哪里都不怕，真正是“一招鲜，吃遍天”。
我们这门课主要是介绍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学术规范，我还想尽可能通过分析讲评一些论文来加深大家的理解，其中也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这门课开设时间不长，我之所以承担这门课，就是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经验，更有些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讲出来，对大家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当然，史学论文写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决不是上了这门课就能奏效的。好比学游泳，老师讲解一点基本理论、基本要领是必要的，但不是说听了这些要领，就会游了。要学会游泳，还得要下水，要实践。同样，要学会史学论文写作，提高这方面的能力，主要要靠实践，自己动手去写，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实践，就会不断提高。
二、什么是史学论文
1、什么是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001.81、CB7713-87号文给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②科学性③创造性④理论性
①学术性：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学术”，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所谓学术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具有专门性和系统性，即是以科学领域里某一专业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有的学术问题，仅凭一个专业的知识解决不了，就会由两个或几个专业的专家联手合作研究，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写出学术论文。例如夏商周断代问题，单靠历史学家就解决不了，于是调集古文字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等等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再写出科学论著。学术论文从选题上说有很强的专业性。如《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论宋太宗》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反，如《我所认识的启功先生》、《假期：少儿看电视悠着点儿》等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没有专业性。
从内容上看，学术论文更是富有明显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是作者运用他们系统的专业知识，去论证或解决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有时候，单纯从题目上还难以判断是否学术论文，必须从内容上加以辨别。如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我国主要大报都发表社论，虽然它也谈历史问题，但主要着眼于现实，这就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议论文、政论文。如果某个历史学专家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某个问题就是学术论文了，如《历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发表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源的文章《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分析立宪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这就是学术论文了。再如关于破除迷信的论题，可以写成政论文或思想评论，但如果由一位地理学家运用地理知识去论证“风水术”的古代科学与封建迷信并存一体的特点，这就不是一般议论文，而是学术论文了。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剖析“算命术”和“占卜术”，也很可能成为一篇心理学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文。所以从内容上看是否有明显的专业性是学术论文和一般议论文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从语言表达来看，学术论文是运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图表符号表达内容的，它主要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看得懂，而是要把学术问题表达得简洁、准确、规范，因此，专业术语用得很多。
②科学性：
科学性是学术论文的特点，也是学术论文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开展学术研究，写作学术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从而促进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学术论文必须具有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推理合乎逻辑。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首先是研究态度的科学性，这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从大量的材料出发，通过分析材料得出结论。而不能先有结论，再找材料去论证。从事实验研究，就应对课题进行系统的多方面的实验，从大量的实验数据中分析综合，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记之风很盛，尤其是当代人物，某位干部去世了，其子女或许搞到一笔钱，就物色某个人，请他为其亲属写传纪。有的人就为尊者讳，任意拔高，违背史实，歪曲史实，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传记，必然科学性不强。
态度的不端正主要表现为：有的人为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故意歪曲事实，标新立异，甚至伪造事实，提出所谓新观点。如英国一位曾经名扬四海的研究者，“深信理论无误而编造数据”；前苏联的一位女科学家为了使自己声名显赫而虚构“细胞起源”的假实验。也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私人目的，窥测方向，看风写文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专门看权威者的意向，完全以某一权威的是非为是非，这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科学的态度，就不可能写出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来，例如毛泽东同志对李白与杜甫的态度不同，更喜爱李白而不太喜爱杜甫。郭老知道后，在他的著作《李白与杜甫》中，就扬李抑杜，从而使这本著作的科学性就打了折扣。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进行科学探讨。科学性在思唯方式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逻辑性。王力先生说：“撰写论文，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如果没有科学头脑，就写不出科学论文，所谓科学头脑，也就是逻辑的头脑。”（引自《谈谈写论文》见《怎样写学术论文》PS.北大出版社1981年）
有些史学论文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用简单化的方法，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都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评价他，一定要实事求是。有几分功就肯定几分功，有几分过就指出几分过，这才是科学的。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是先用归纳法，再用演绎法，而不能反过来。要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以归纳为基础，再作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对结论还要多设疑问，反复思考论证，凡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的研究，都是反科学的研究方法。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第三是内容的科学性。什么样的内容才符合科学性？这就是论点正确，概念明确，论据确凿充分，推理严密，语言准确。
论点（观点）即学术研究的成果结论，这个结论应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揭示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验证，经得起推敲和逻辑推理。
论文中概念的外延、内涵要有明确性、准确性和确定性，不能模糊不清，也不能随意更换概念。
论据要确凿充分，不能使用孤证就轻率得出结论，更不能歪曲材料，伪造材料。
推理严密就是论据和论点有机联系而无懈可击，假想推断要有严密的逻辑性，有些考证需要类比，也要注意类比的可比性与可靠性。
③创新性：
创新性被视为学术论文的特点之一，这是由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如果科学研究只作继承，没有创造，那么人类文明就不会前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现、不断发明也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就要衰亡。同样，一篇论文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它就毫无价值。
学术论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人类的科研活动，主要是发现活动和发明活动。发现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成就。把原来存在却未被人们认识的事物揭示出来，就是发现。如居里夫人发现镭，考古学家发现恐龙化石等。科学发现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财富，使科学得到发展。发明是改造世界的科技成就，运用知识发明出对人类有用的新成果，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如蒸汽机、电子计算机等等。新理论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学说，它对人类的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李四光的“新华夏构造体系”、邓小平理论等。
B.
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完善、创新。创新离不开科学继承。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是一种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如日本彩电，继承了三分欧洲技术、七分美国技术，在综合国际300多项高新技术基础上，创造了更先进的日本技术。电子计算机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创新，不断发展，至今仍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换代。邓小平理论也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C.
在众说纷纭中提出独立见解。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学术争鸣是不能避免的，参加学术争鸣切忌人云亦云，应对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根据给以认真的思辨，并积极参与争鸣，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论根据。对活跃思维，产生科学创见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一种创造性。
D.
推翻前人定论。由于人们在探究物质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总是不能一下子穷尽其本质，任何学派的理论、学说，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正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们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即使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但随着历史发展，科学进步，研究手段的更新等，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定论存在着问题。所以，对待前人的定论，我们提倡继承，但不迷信，若发现其错误，就需要用科学的勇气去批判它、推翻它。科学史上这类例子太多了，这也是一种创新。
E.
对已有资料作出创造性综合。之所以这也是一种创新，就在于作者在综合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引导人们去解决问题。当今世界，信息丰富，文字浩瀚，能对资料作分门别类的索引，已经备受欢迎，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整理性论文，不仅提供了比索引更详细的资料，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阅读大量的同类信息过程中，以他特有的专业眼光和专业思维，做出筛选归纳，其信息高度浓缩。整理者把散置在各篇文章中的学术精华较为系统地综合成既清晰又条理的问题，明人眼目，这就是创造性综合。这种综合，与文摘有明显区别。这种综合需要专业特长，需要学术鉴赏水平，需用综合归纳能力，更需要发现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敏锐力。
我们应积极追求学术论文的创造性，为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自觉抵制“人云亦云”或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应自觉抵制为晋升职称而“急功近利”、“鹦鹉学舌”地去写那些重复别人说过的，改头换面的文章。将论文写作当作晋升职称的“敲门砖”，这是学术的悲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创造性是有限的。惊人发现、伟大发明、填补空白，这些创造绝非轻而易举，也不可能每篇学术论文都有这种创造性，但只要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点新的东西，提供一点人所不知的资料，丰富了别人的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学术做出了贡献，就可看做是一种创造。
④理论性
学术论文与科普读物、实践报告、科技情报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具有理论性的特征。所谓理论性就是指论文作者思维的理论性、论文结论的理论性和论文表达的论证性。
A.
思维的理论性。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上，而是运用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推理等思辨的方法，深刻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经过高度概括和升华，使之成为理论。进行理论思维，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这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有的人因时间紧迫，或因畏惧艰难，在理论思维上怯步，以致把学术论文写成罗列现象，就事论事，从而使学术论文失去理论色彩，其价值也就大为逊色了。
B.
结论的理论性。学术论文的结论，不是心血来潮的激动之词，也不是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也不是零散琐碎的感性偶得。学术论文的结论是建筑在充分的事实归纳上，通过理性思维，高度概括其本质和规律，使之升华为理论，理性思维水平越高，结论的理论价值就越高。
C.表达的论证性。学术论文除了思维的理论性和结论的理论性外，它还必须对结论展开逻辑的、精密的论证，以达到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在弄清什么是学术论文之后，我们对史学论文就好理解了。
1、什么是史学论文
顾名思义，史学论文就是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史学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是指对于历史学的某个专门问题，经过深入研究，所完成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独立见解的史学文章。其文体，一般采取论述形式，长短不拘，短则一二千字，长则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如博士论文多为二十几万言）。
史学论文既能反映我们对历史学领域某个专门问题的研究成果，又能反映作者历史学的研究水平，可以这样说，一篇史学论文是作者德、识、才、学的综合反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家应有四长：德、识、才、学，非常正确。这是对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史学工作者的德、识、才、学如何表现，它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
先看史德。所谓史德，就是心术，或者说学术道德。它要求做到：研究历史，一定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历史人物，不隐恶、不溢美，不看风使舵；在撰写时不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不歪曲甚至伪造史料。这都是史德的基本要求。有没有达到这些基本要求，从一篇史学论文中就可反映出来。
次看史识。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
再看史学。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的知识你掌握不掌握，通过一篇论文也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最后看史才。所谓史才，就是研究历史的才华，语言表述的才华，通俗说就是写论文的技术，主要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文采，文字是否优美、流畅，这都是史才，一篇论文完全能反映作者的史才。
所以，论文写作是一种综合训练，它可全面反映作者的德、识、才、学。
那么，一篇优秀的史学论文应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
香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有一句话对此讲得很明白，即一篇优秀论文要做到“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孟子》中的一句话：“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严先生认为，这句话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也就是说论文有两个标准，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基本标准是充实，最高标准是充实而兼具“光辉”。
所谓“充实”，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样的论著，才能算得是内容充实的有价值的论著。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旧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不过精审充实仍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
何谓“光辉”？严先生说：“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的条件——精审充实。这样的论著自可当‘光辉’之誉。而此种光辉境界，不一定在大论题上才能显现；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凡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但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的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学术工作要规模恢宏，或组织严密，或有创获都不难，但要兼而有之，则极不易；当然这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基本条件——内容充实，这就更不易。兼此四者，自亦可当“光辉”之誉。总之，“光辉”总偏向于恢宏与通识，但与通论不同。写通论性论文，固当以恢宏为最基本条件，若不具备此一基本条件，就将毫无学术价值；但恢宏通识却不限于通论性文字。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治史经验谈》载《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P：61-62）
在大力弘扬创新精神的今天，我们对史学论文的要求最重要的也就是创新，具体来说是四新：选题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新。
选题新：即一般不要选那些别人做过，而自己没有新见解的题目，否则就是炒冷饭。要勇于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比如说，历史研究，向来人们只注重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事件、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对人类历史上疫病史的研究在很长时期里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即使有，也只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但是有位作者就认为，疫病，特别是瘟疫，并非只是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的社会反应，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所以，南开大学一名年青的讲师余新忠就写了一篇论文《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上，这篇论文选题就很新。
材料新：一篇论文最好能发掘一些新材料，这也是一种贡献。
观点新：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反映你的认识水平，你的见识，没有新观点的论文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方法新：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自然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论文的新，这也是最高标准，全部做到四新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应有一新、二新，如果四新全无，那这篇论文就毫无价值。
2、史学论文的类型及文体
史学论文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是一个面孔、一种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从文体上区分，广义地说，史学论文可分专题论文、札记、考证、评论（综述）、传纪、随笔等。
专题论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最能反映一个人德、识、才、学的，最能锻炼我们研究能力、写作能力的就是这一种。从字数上要求，一般应在5000字以上，乃至几万字、十几万字，通常在5000-1000字之间，各大历史刊物及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史学论文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论文。专题研究论文，根据论文的内容和用途，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基础性研究论文和应用性研究论文。
所谓基础性研究论文，是指以解决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主要任务的论文，这种论文多是对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探讨。比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东方专制主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问题、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如何认识和引进现代科学方法问题等等，这种类型论文的特点是：自由度大，涉及面宽，影响大，探索性强，研究周期也较长，难度较大，但一旦取得成功，则影响广泛。撰写基础性研究论文，主要使用宏观方法。
所谓应用性研究论文，是指以解决历史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方法为任务的论文，这种论文多是以局部问题、具体问题为研究内容，如历史中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军事方面、社会方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揭示历史的规律和本质，但论文本身不是直接探讨历史规律和本质问题。比如，关于某一个历史遗址的社会性质和断代问题，关于夏都阳城的遗址问题，关于商鞅变法的历史评价问题，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倭寇、外国传教士、天朝田亩制度、皖南事变等问题，这种类型的论文特点是：问题具体明确，定向性强，成功把握较大，但影响范围有限，难以取得惊人成就，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札记，也称劄记，这种形式很灵活，最初是指校勘、考证性文字。宋人谓之考，如魏了翁有《古今考》；或称考异，如朱熹有《韩文考异》，清乾嘉诸儒，翻刻古书，一字之异，胪列诸本，考其原委得失，往往著成《札记》附于本书之后，也有题“勘误考异”等名称的。以“札记”作为书名始于清阎若璩之《潜邱札记》。
札记，后来也指把读书心得、体会或闻见所得随时记录下来，累积成篇之称，最著名的札记就是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现代有吴晗的《读史札记》。札记由于是记读书心得，只要有一得之见，都可随手记下。这种文体比较灵活，札记短者只有数十字，如《廿二史札记》：
“守节绝域”条：“元史，月里麻思使宋，被囚于长沙飞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于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归。俱见各本传。”（43个字）
这就是一条札记，是作者在读“元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情况，随手记下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①作者不是单纯地摘抄，单纯地摘抄材料还是孤立的，作者把同类材料加以概括抄在一起，就有联系了。②作者冠以“守节绝域”的题目，这就更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再看一条稍微长一点的札记：“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也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士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兰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葅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也。（《廿二史札记》卷32.P:737）
这篇札记不到500字，它根本不是一般的史料摘抄，完全是他地读明史时的心得，是经过思考、比较而写出来的，先是找出了明祖与汉高都是“布衣起事”的相同点，然后通过李善长、姚克仁两人的话，说明谋士劝明祖学汉高，明祖也自觉效法汉高，接着又举了造宫阙、徙富人、封子弟、赐富民、诛功臣5件事说明朱元璋在学习汉高祖，并且得出结论：“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这都说明赵翼在读书时确实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看到了事物（明祖与汉高）之间的联系。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是这样日积月累而成的，这些札记对我们今天研究二十二史都是很有启发的。
由于这些札记都还是初步的研究成果，有的也不够深入，今人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某个问题进一步研究，冠以“读史札记”之名，实际上就是一篇篇幅小一点的论文，如吴晗的《读史札记》其实就是论文汇编。至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也常载“读史札记”，试举《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为例，这一期刊载了9篇读史札记，题目是：
①唐代秀才科停废考；②金花银、轻赍与金花籽粒；③两汉妻妾名谓略考；④贡荔枝小考；⑤元朝上都的粮食来源；⑥明代“盗矿”之风颇盛；⑦戚继光《愚之稿》释意；⑧明清江南虎踪；⑨《明史·鲁鉴传》订误。
这些札记基本上就是针对一个小问题，或考证，或辩误，或发微，或综合某种现象，或纠正某种定论，一般来说篇幅较小，它不要求高深的理论，不要求深厚的基础知识，非常适合我们写作。
当然，也有一些“读史札记”就是一篇学术论文，一般在三四千字左右，《历史研究》刊载的“读史札记”就是如此，如《历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载两篇“读史札记”。
①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
②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新传播。
——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
考证。这也是应用型史学论文的文体之一，即是用考证的方法写出来的论文，即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辩别其真伪，提示其真像的文章。
考证的对象多种多样，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籍贯、行年，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某项制度的行废，某个历史问题的真相，都可作为考证的对象，凡是纠正历史上的错误成说，澄清某个问题的历史迷雾，都是考证性论文。
考证的文章篇幅可大可小，小者几百字，如上述《贡荔枝小考》则主要考证贡荔枝始于汉代，而不时唐代，荔枝不仅来自广东，也来自四川、福建，又考出除了贡鲜荔外，还有贡荔枝制品等。大者有几万字，十几万字，如顾诚的《李岩考》（《历史研究》19 年第 期）、《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99年第一期）均一二万字。著名史学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则有八万字，“此书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陈智超语）
考证性文章主要是凭材料说话，这就需要平时多读书（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扩大知识面，其次要学习一些考证的方法，要善于找出疑点，根据线索去挖掘材料。考证的方法以后专门介绍。
由于考证性文章长短不拘，故短者可作一条“谈史札记”，稍长的可作一篇论文发表，再长的可作一专著出版。
评论（述评、综述）。评论有多种，有对一篇史学论文的评论，有对一本史学著作的评论，也有对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断代、专题）的研究状况的评论，如《中国史研究动态》每期都有大量评论，都有对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界对某一方面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如“2001年明史研究述评”、“2001年史学史研究述评”，（经济史、先秦史……思想史、……）“20年徽学研究述评”等专题研究述评。
《历史研究》从上世纪末就开辟专栏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分专题和断代进行综合评述，专栏题目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二十世纪的隋唐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述评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缩微胶片的作用，能让同行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了解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以便确定自己今后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更可避免重复劳动，所以每一位研究者都不能不看述评。
述评的撰写要求：①作者要对所评对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能有任何遗漏。②要能够指出所评对象的优点、特点、不足之处以及对今后发展的建议。因此，对作者的要求很高，非专家不行。
述评写作训练要选那些范围比较小、时间跨度短的专题研究述评，例如《十年来徽商研究述评》、《十年来陈独秀研究述评》、《二十年来皖南事变研究述评》等等。
述评、评介、综述都属于整理性研究论文，这自有它的价值。还有一种是创造性评论，这种评论不仅是述介所评对象，而且还就某些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更进一步了。如
①《试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兼谈学术批评的规范问题》包伟民，《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7页）
②《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程美宝《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12页）
③《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葛兆光《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12页）
传记。我国历史上具有写作人物传记的悠久传统，生逢西汉鼎盛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写作人物传记的开山祖。他撰写的《史记》中的“本记”、“列传”，篇篇皆为人物传记，并且把每个人描写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从此以后，历代官方或私人修纂的纪传体史书，无不仿效《史记》的体裁，把“本纪”、“列传”作为主要内容。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传记写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列传的现代传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人物传记的写作状况又有的新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年能出版几百种人物传记。至于人物传记的论文则更多。
文革以前（1949-1966），我国大陆地区共出版500多种人物传记，从学术价值而言，专家们一致认为，吴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和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学术价值最高，也成了我们现在人物传记写作的必读书。
最近十几年，我国历史学界的人物传记写作非常繁荣，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尤其各代帝王、政治家，都有传记出版，有的人物还有几种传记，如唐太宗传就有三种，孙中山传记有30多种，岳飞传记有50多种，周恩来传记有60多种，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和读者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传记的题材也多种多样，有叙述传主一生事迹的全传，如《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张之洞大传》（马东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有对传主夹叙夹议的评传，如《苏曼殊评传》（李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独秀评传》（李洪钧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有把同一类型人物编写为一书的合传和连环传，如《廉吏传》、《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朱文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还有叙述传主与某一事业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地区相联系的片段传记，如《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王宗仁、史广冉著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丁玲在北大荒》（郑笑枫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至于带有小说形式的人物传记就更多了，此不赘。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的成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为了写好人物传记，许多作者在理论准备、资料搜集、文字修饰等方面都作了巨大努力，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一部又一部佳作。一部优秀的传记，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突出：
一是观点新颖。观点如同灵魂，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必须有鲜明尤其是新颖的观点，没有观点，特别是没有新鲜观点的人物传记，无异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绝对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二是史实准确。优秀的人物传记一般都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而在大量的史料中，不可避免地泥沙混杂，真伪相掺，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例如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又无中生有地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完全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P：443-444），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
三是评论公允。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就其功过来说，有功大于过，有过大于功，也有功过参半，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传记作家，对人物应作公允的评论，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都有失公允。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当时他作为钦差大臣在广东严查鸦片走私，焚烧缴获的鸦片，与英国侵略军进行顽强抵抗，其功勋彪炳千秋。另外，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和流放新疆期间，还注重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建树颇多。杨国桢在《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充分阐述了林则徐的这些政绩外，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他青年时代为福建巡抚张师诚的随从，间接参与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在晚年署理陕甘总督任上，又直接策划镇压了甘肃、青海一带藏族农奴和贫苦牧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这就使人们全面认识到林则徐的功和过。
又如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对外交涉中以丧权辱国而著称于世。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与俄国签订《中俄条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卖国外交。然而，他在戊戌维新中却同情康有为，对维新派弃旧图新的措施表示赞赏，在慈禧发动的政变时还设法关照“新党”。所有这些，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都有详尽公允的评述。
四是文笔生动。一部人物传记要吸引读者，必须在艺术性上下功夫，力求文笔优美、生动、引人入胜，许多传记在这方面很欠缺，干巴巴的像个瘦削的老人，人们不愿看他。但也有些传记写得非常优美，叫人爱不释手。如田居俭的《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19.4万字，真是哙炙人口的佳作，单看其目录，即可见一斑：
引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一章三千里地山河
——远离战乱漩涡的一块净土
第二章花月正春风
——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第三章留连光景惜朱颜
——瑕瑜互见的伉俪情爱
第四章天教心愿与身违
——懦怯庸弱的末代君主
第五章鸦啼影乱天将暮
——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
第六章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国破家亡后的最后三年
尾声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更可贵的是这部传记不仅文笔生动、优美，而且完全可以作为一部信史来读，“千百年来，只要提到李煜，人们心目中便会出现一位才华横溢的开山词宗。然而，见诸正史的李煜，却是一个平庸懦弱的末代君主，这种喜剧与悲剧的矛盾组合，曾使人迷惑、惋惜。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援引郭麐的《南唐杂咏》，其中一联便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郭氏之所以扼腕，其因乃在于对李煜的全貌缺乏了解。迄今为止，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李后主新传·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向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李煜传记，作者利用正史、类书、方志、笔记、年谱、诗话、词话等丰富资料，审慎稽核，精心探研，以哺育李煜成长的南唐兴亡为经，以李煜的家世、生平、诗词、轶闻为纬，交织再现这个集诗家与君主、天才与庸才、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人物全貌，做到事有依据，语有来历，成为一部信史。写人物传记，这部书要读五遍以上。
当然，写人物传记，不能一开始就写这大部头的，应该多练习写单篇文章式的人物传记，由于篇幅短，容易把握，这种传记，既可概括写其一生，也可突出写其一生中最精彩的片段。写这种人物传记，可参阅《文史知识》每一期的“人物春秋”专栏，这一专栏里传记非常适合大学生写，也确实有些传记是本科生或研究生写的。
随笔。这种文体是五四运动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其特点是：不拘形式，借事抒情，夹叙夹议，意味隽永，每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采用随笔这种文体。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史学随笔。
史学随笔是史学工作者以自己的睿智观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点评社会的兴衰得失，扶正被歪曲的历史人物。随笔的篇幅都不长，但却以轻松的笔墨传播着严谨的学识，表达了对时代、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对人们富有启迪意义。近年来，活跃于史坛的史学家们在研究专题之余，也注意写一些随笔类的短文，他们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严谨的治学作风，或对现实问题作出历史的思考，或表达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看法。这些文章拈重若轻，娓娓道来，细细评述，贴近现实生活，耐人寻味。尤其在今天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短小精悍的史学随笔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
史学随笔与其他随笔不同，一定要与历史有关，更要注意严谨性、真实性和科学性。
史学界写随笔的不多，这是一个遗憾，有几位史学家的随笔写得很好，值得推荐：
来新夏：《冷眼热心》（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路与书》《依然集》《邃谷谈往》《枫林唱晚》（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春瑜：《喘息的年轮》（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土地庙随笔》《牛屋杂俎》（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马宝珠：《心河帆影》（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版）
李乔：《文史拾荒》（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史学随笔丛书》第一辑五本
1、《豕蹄内外》（郭沫若）①
2、《学海心潮》（翦伯赞）
3、《史镜管窥》（吴晗）
4、《出入史门》（傅斯年）②
5、《国学沉思》（赵吉惠）（陕西师大教授）
注①“豕蹄”是郭沫若30年代中期一部历史小品的集名，直意是“史题”两个字的音变，说明其内容取材于史书。另一层寓意在于说明，典章古籍，尽管文字艰涩，经过作家的再度劳动，也可以使它们便于接受，用《豕蹄》原序中的话说，“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本书真正选自历史小品集《豕蹄》的篇目只有3篇，其余都是《豕蹄》之外的作品，故名《豕蹄内外》。
②傅斯年（1896-1950）杰出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历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最后谈一谈史学论文与教科书的区别。
教科书是“述”，很少“论”，史学论文重点是“论”（论证）。
教科书是面面俱到，史学论文是专题研究。
教科书可以吸收、借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史学论文必须是自己研究的真知灼见。
故：教科书称“编写”，论文称“撰写”、“著”。
三、选题
选题就是选择具体的科研目标，确定科研范围，它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
1、选题的重要性
选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选题不确定，科研工作就无法进行；更在于选题不恰当，直接影响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与差，甚至决定科研工作的成与败。有人说：“题好一半文”。就是说如果选择了一个好题目，就等于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自然科学领域，一些人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果，与他们的选题恰当是有重要关系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文章之所以获奖，甚至获大奖，也是与这些选题好是有重要关系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十五”重点出版课题时，有两个课题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列为“十五”重点书目，一是《徽文化系列》（电子出版物），二是《中国古代服饰》，就是因为选题好。
历史上有很多人由于选题不当而告失败的例子，大物理学家牛顿在力学、数学、光学、热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有过杰出的贡献，唯在他选择了神学为课题之后，则在30年内无所建树。爱因斯坦耗费后半生30年心血，对“统一场论”进行研究，也因时代条件不具备，所以他的这一课题，直到临终也未能得出有物理意义的结果。大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由于选题不当，而做不好论文的例子太多了。
选题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为何选题呢？
2、选题原则
①大题与小题：应该小题大做，或选小弃大，切忌大题小作。
题目有大有小，如“论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大题，“试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就是小题，“论朱元璋”（大），“论朱元璋用人之道”（小），“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专权”（大），“论明代的宦官专权”（中），“论魏忠贤专权”（小），“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大），“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小），“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小），“毛泽东的宗教政策”（小），等等。
面对大题与小题，我们选择的原则应是：宁选小题，不选大题。题目过大，材料难找，也难以驾驭，况且时间也不允许。如果选了大题，材料、时间都不够，结果势必搞成大题小作，毫无学术价值。例如有两位大学生选择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作为学年论文题目，显然太大，结果只能泛泛而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选择小题就不同了。小题范围较小，材料相对容易搜集，凭自己的水平、能力，尚能驾驭，有可能完成。
我们忌讳大题小作，而提倡小题大做。所谓“小题大做”，即从一个小题目引出一篇大道理来。小题目作大文章，可以把问题论述得深入透彻，深入了就有可能是好论文。并非所有小题都能做出大文章，如《洪秀全的胡子》，《诸葛亮的扇子》，《秦始皇的帽子》，《朱元璋的妃子》等等是做不出大文章的。只有小而重要的题目才能做出大文章。有价值的小题目应是看起来很小，实际上反映了重要问题，如能运用所学知识，并扩大、加深对有关材料的理解，往深处去钻研和挖掘，提出一些新见解，抓住要害，从各方面把它说深说透，有独到之处，论文就有分量、有价值。所以论文的轻重不一定和论题的大小成正比。
举一个“小题大做”的例子。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有一篇札记叫做“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其中写道：“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椽；曹参，狱椽；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輓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布衣将相”，这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一个小题，千百年来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少注意。但赵翼指出这一现象“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说明这件事虽小，但其意义很重要。于是唐赞功先生抓住这一现象“小题大做”，深入进行分析研究，写成了洋洋洒洒一二万字的文章。全文分六个部分：①阐述西汉开国诸臣致身将相者，绝大多数“起自布衣”，甚至连皇帝也是“布衣”，故应称作“布衣”皇帝将相之局。②分析“布衣”为什么能取天下，指出“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无疑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换来的。③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是一大变局，天下是怎样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指出推动这一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则是秦末农民起义。④“布衣”君臣是如何拨乱反正，巩固新王朝的。⑤“布衣将相”之局对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影响：a、君臣等级关系，还不森严；b、君臣注意选拔人才；c、君臣比较注意节俭。⑥“布衣将相”之局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色彩逐渐消失，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通过列举种种现象以后，指出，汉初“布衣将相”的腐化与衰败是植根于私有制的一种必然现象，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篇妙文，作者抓住“布衣将相”这个“小题”，大做特做，做出了这样一篇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大文章。今后，我们就要善于抓住这类“小题”，做深入研究。
高敏的文章《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也是小题大做的范例。
②老题与新题：选新不排老，老题新作，新题深作
选题中有时会遇到老题和新题，怎么办？我们的原则是尽量选择新题，因为新题目别人没有做过，不会撞车，也不会受前人的束缚。只要认真去做，所有的观点都是新观点，容易出成果。而且，由于是新题，第一次研究，即使浮浅一点，也会得到谅解，所以选题尽量选新题。
我们提倡选新题，但并非一概排斥老题，老题目并不是不能选，关键是要老题新作，即是说老题目要有新观点，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方法，或者有新角度，总要有一些新东西，故则“老题新作”。
比如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过去很多人都有过研究，发表过很多论点，你如果要选择这个题目，你就必须有把握提供一些新东西。如果你对陈独秀的评价，有新的观点，而且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题目。如果没有，就不能选，否则只能是“炒冷饭”，毫无学术价值。
再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这也是个老题，如果你又发现了新材料，证明此时确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即使你没有提出新观点，但却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进一步充实了、验证了过去的老观点，也有学术价值，也可做这个题目。
老题新作的范例：胡如雷《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个著名皇帝，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唐太宗。解放后，关于唐太宗的论文非常多，显然是个老题，胡如雷先生选择了这个题目，但他不是评价唐太宗的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民族政策，法制思想等等，这些前人早就论述过了。他完全从新的角度来谈，抓住三个问题：一、唐太宗的特点。二、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条件。三、唐太宗的局限性。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所以是一篇老题新作的好文章。再举田居俭的《论学史》《再论学史》为例。
③难题与易题：选择难易适中
在选题时有时会遇到难题和易题。所谓难题，就是对这个问题自己根本不了解，或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太少，太分散；或者关于研究这个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结构自己不具备，而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弥补的，这样的题目不能选。如甲骨文研究，敦煌学研究。
至于易题就是不需要花什么功夫就能完成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即便完成了，对自己的锻炼不大，学术价值也不会太高，我们不能图省事，来选择这样的题目。
选题从难易程度来说，应选难易适中的题目。选题就像体育界确定篮球架的高度一样，如果篮球架定在一米左右，一方抢到球后很轻易地就把球投进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呢？相反，如果把篮球架定在四米左右，无论大家怎么努力，也投不进去，这也毫无意义。篮球架子定在现在这样的高度正好，只在大家努力，跳一跳，就有投进去的可能，这才有意义。选题的难易适中也就是这个意思，选择的题目应是自己可能写好的，而又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写好的。随手可摘的果子，得到了也不可贵。可望而不可及的果子，再使劲也徒劳。只有跳几下才能摘取的果子，才是自己奋斗的目标。
④偏论与偏史：视情而定
史学论题方面，还有的是偏重于理论的题，有的是偏重于史料的题。偏论：《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选择以理论为主的题目，要考虑到有理可论，而前人对此题理论分析较少，本人又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选作以史料为主的题目，要考虑到该题的有关史料不少，而前人挖掘不够，自己可以从挖掘史料上多下功夫。有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五四时期留美学生对科学的传播》（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就是偏重史料的文章。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过去讲五四运动，讲民主的多，讲科学的少，讲到“科学”这面旗帜，很空洞笼统。是有关科学的材料太少吗？不是的，材料并不少，原因是过去宣传不够，史料未能认真挖掘。这位学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以及竺可桢、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杨铨等科学家传记，写成这篇以叙事为主，叙中有议的论文，为中国现代科学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鲜内容。
⑤热题与冷题：不赶浪头，量力而行
史学界常常集中一段时间讨论某个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围绕这方面写文章，从而形成热门话题，例如：80年代初郭沫若去世后，姚雪垠先生写了一篇《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对《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批评，引起了史学界的轩然大波。学者纷纷撰文对此发表意见。有的评《甲申》，有的评姚氏《李自成》，非常热闹，形成热门课题。相反有一些课题长期无人问津，成为“冷门”课题。在热与冷之间，如何选题？我以为应不赶浪头。热门课题，研究的人多，不容易有新的突破。冷门课题，资料少，难度大，但有的冷门课题可以对学科建设提供新内容。我们不能为赶浪头，而去写热门题，也不要企图出奇制胜去写冷门题，结果钻进去，钻不出来，一定要量力而行。
⑥需要和兴趣：服从需要，兼顾兴趣，培养兴趣。
这里所讲的兴趣，是指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产生了研究它的欲望。在选题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题目从学科建设而言，确实有意义，确实需要，但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没有兴趣，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服从需要，兼顾兴趣，培养兴趣。
所谓“兼顾兴趣”，就是适当照顾兴趣，首先选择那些在学科建设上需要，既有学术价值，而自己又有兴趣的课题。由于有兴趣，就有研究热情和欲望，就有可能克服困难去完成它。
所谓“培养兴趣”，就是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之所以无兴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一旦钻进去以后，兴趣就可以培养起来。我一度对政治制度史比较感兴趣，对经济史不太感兴趣，所以虽然是徽商研究课题组成员，但在徽商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多，成果也不多，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制度史方面的文章。但是集体的任务总要完成，还得要搞徽商研究，一旦当我钻进去以后，兴趣也就逐渐培养起来，感到这里面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研究。所以回过头来，觉得如果当初就转过来，毕业论文就选经济史的内容，可能取得的成果更多。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尽力去培养自己的专业兴趣。例如，解放初期，我国还没有经济史专业，而经济史又是历史学科中的重要分支，我国必须要有人研究。1953年中国社科院决定成立小组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当时8个成员，有的是学经济学的，有的是学政治学的，有的是学历史学的，没有一个受过经济史专业的训练。起初大家都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大家对这一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个个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⑦宽泛与集中：集中方向
史学研究课题从范围上说，小到一个村庄，一个人，大到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甚至世界；从时间上说，上下几千年；从学科领域来说，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地理、人物、制度等等领域，课题也难以数计。一个人穷毕生的精力，也不能研究所有的课题，而对这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众多的课题，我们应该如何选题，选题范围是宽泛还是集中？如果作为练习、锻炼，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你现在可以选一个古代史的题目来做，将来再选一个世界史或近现代史的题目来做，这都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考取了研究生，或准备长期不断地进行研究，选题就不能宽泛，而应该集中，学术研究切忌精力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决不会有大成果。
长期的学术研究必须要先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比如选中国史，还要确定断代或门类，比如我想致力于史学史的研究，时间也很长，一般要选择一个突破口。瞿林东先生当初受到白寿彝先生的教诲，先从唐代搞起，然后向两头延伸，白先生的另一名博士吴怀祺就从宋代开始搞起，这样选题就在这个朝代内选。如果我选择明清史，明清史领域也很宽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学术，也不能样样都涉猎，如果选择经济史作为主攻方向，那么选题就应在这个范围内进行。
为什么集中精力主攻某个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不可能在太多的领域中有所成就。二是集中一个方向，前期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的基础，也可以给下一个研究课题一些启发，比较容易出成果。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你就取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确定研究方向要有战略学术眼光（可举徽商例子）
在这方面要取得经验，我们可以追寻和跟踪一些学者，看看他们在近二十年或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就会明白了。当然，不包括一些“大家”，由于学术根柢厚，学问大，他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有所建树。但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⑧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二者兼顾
选题要完成，它取决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因此选题时对主客观条件要兼顾。主观条件主要指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写作水平，要能和完成课题基本适应。这其中知识结构很重要。比如，对舞蹈一窍不通的人，你去研究舞蹈史就不行，对绘画一点不懂的人去研究美术史也不行，对科技完全外行的人不要去研究科技史或历史上的科技人物。当然，知识结构只要是基本适应就可，略有不足，还可以通过学习去弥补。
研究能力也很重要，如果你的研究能力有限，对于十分复杂的问题最好不选，否则你将驾驭不了，而应选那些不十分复杂，自己能够驾驭的课题。
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文献资料、设备、时间、经费、导师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料，有的题目很好，如果资料很分散，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收集，而时间、经费都不允许，你也不要选这个题目，那么如何知道这个题目的资料多不多，好找不好找呢？在这方面要多听听老师的意见。
以上我们介绍了八条选题的基本原则，掌握了这些原则，并不意味着就能选题了，下面谈谈选题的基本途径。
3、选题途径
①多读深思，发现题目
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发现题目的途径。多读是指多读本专业或自己研究方向的书，既包括第一手资料的书，也包括前人的论著。一般说来，在大致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后，就要大量阅读这个范围的基本史料，比如我对明清史有兴趣，准备将来从事明清史的研究，这时就应该大量阅读明清史的基本史料，如《明史》、《清史稿》、《明史纪事本末》，还有大量的明清史的笔记。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多思，要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研究，如果自己觉得某个题目值得研究，就要随手记到笔记本上，这时你可以不管这个问题学术界有没有人研究过。比如我想从事明代制度史的研究，那就要特别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在读《明史》的过程中，遇到“庶吉士”、“翰林院”、“内阁”这样的名词，就要想一想，这些都应该搞清，都值得研究，都应随手记不来。反正你自己认为值得要研究的题目，你都应记不来，然后你可以去检查论文索引，看看这些题目有没有人研究过，也许你记20个题目，一查有十九个别人已有成果，这也好，毕竟还有一个题目别人没有研究，暂且先保留下来。随着自己知识面的扩大，史识的提高，选题能力也会不断增强。
读书不思考，就会放过很多好题目。前述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一条札记，多少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都读过，可以说都没有引起重视。唐赞功先生读了并深入进行思考，认为这个“布衣将相之局”之所以被赵翼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肯定是有原因的，值得研究，成了他的一个极好的选题。
读书中要思考，所谓思考，就是多问为什么？还要展开联想，这样就能发现很多题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是抓住一件事，通过思考、联想、发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唐末黄巢起义，曾大杀外国侨民，旧史中仅有“焚室庐杀人如刈”的笼统记载，究竟杀了多少人，不得而知。九世纪时，阿拉伯人所著《中国闻见录》中有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人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禧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陷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就是因为这一段记录，梁启超认为，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而知。由此，梁启超根据这一记载，通过思考、联想，竟然发现有9个问题值得研究：
1、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
2、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如何？
3、联想到当时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情况如何？其权限如何？
4、通商结果，给当时的国计民生带来哪些影响？
5、当时的关税制度如何？
6、今所谓领事裁判权者，当时是否存在？
7、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中国人是否也乘此向外发展？
8、既然有这么多外人侨寓我国，他们与中国人混合关系如何？
9、中国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之传入欧洲，与当时的外国人有无关系？
梁启超通过一条材料，开展联想，发现这么多问题值得研究，可见读书多思的重要性，这是选题的根本途径。
读书时还要善于发现疑点，疑点往往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尤其是对同一个问题的记载，不同的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值得研究了。如对某项制度开始执行的时间，某个机构设立的时间，如果两本书记载得不一样，就要进一步研究，很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题目，做一篇论文。
例如，我在读《二十二史札记》时，其中有一条讲朱元璋惩贪，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被剥皮实草，这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在读《明史》时，明初一大经济案件“空印案”的主犯郭桓（户部尚书）贪污的价值远远超过六十两银子，但《明史》记载只是将其处死，而没有说被“剥皮实草”。这就使我产生了疑问，再查几编《大诰》，这都是朱元璋亲自审理的案件，其中很多是贪污案件，而且远远超过六十两银子，但朱元璋也没有将他们剥皮实草。这就更使我坚定了做这个题目的信心，于是写了一篇《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上。
再比如，我在读《明史》时，看到明政府为了加强监察制度，常常派遣御史巡按地方，称为巡按御史。这些人官品不高，仅只七品，但到了地方后权力极大。这种御史巡按制度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很值得研究。于是就记下来，待以后查论文索引，尚无人研究，于是就写了一篇《略论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发表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上。
再如，我们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必须阅读徽州人的文集，其中有一本重要文集即明人汪道昆的《太函集》。汪道昆在几处都提到徽州人“左儒右贾”，即把“贾”看得比“儒”还重，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又翻阅了徽州的大量宗谱，发现徽商在致富后又不遗余力地让子弟读书仕进，走“儒”这条路，这又把“儒”看得比“贾”重，这种现象与汪道昆所说的是一个矛盾。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当时我也无把握，反正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值得研究，于是记下来，后来写了一篇《“左儒右贾”辨》，发表在《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上。
多读书也包括读今人著作，一方面是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另一方面也要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对某个问题，别人论证得是否严密，书中的观点你同意不同意，如不同意，就将它记下来，作一篇论辨的文章。也可发现一些选题的线索，因为书中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物不可能有详细的论述，你可记下来，作进一步研究（如“陆楫”的经济思想）。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同学不愿下苦功读原始资料，即基本资料，这是最大的毛病。不看第一手资料，老是看别人引用的二手资料，就无法发现问题。
②关注现实，引出题目
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史学工作者决不能只埋头于故纸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要时刻关注现实，为现实社会的进步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关注现实，联想历史，就会引出很多题目。
80年代初期，党的事业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中央号召要从基层选拔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么历史上荐贤选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有哪些经验可以记取呢？这就有许多文章可做，报纸上也发表了很多这类文章。我也感到明史上有一些内容可写，于是写了一篇札记《三杨荐贤小议》，发表在《光明日报》80.3.19。后来又写了《“为国家爱养人才”——略论张居正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发表在《阜阳师院学报》82.3期上。我院房列曙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现实意义很强，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当国家正式实行退休制度时，也可阐述历史上关于官员退休的一些规定，总结历史上致仕制度的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党就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对党内的监督。但是对行政监察，一直没有建立制度。80年代，我国也着手建立行政监察制度，国家成立了监察部，各省也建立了监察厅。由此，我也就想到历史上的监察制度，我的论文《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选题就与现实有关。以后探讨各个朝代的监察制度的论文、论著发表了很多，我想这是与现实有很大关系的。
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的一些学科也逐渐传到国内，公共关系学就是一门新的学科，传入我国后，立即引起各高校的重视，也引起各企业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公关热”。由此我就想到了徽商，并写了篇《明清时期徽商的公关艺术》（载《文史知识》1994年12期）
象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诸如由于关注当代农民打工潮而引起对中国历史上流民的研究；由关注现代的人口间题而引发对历史上人口问题的研究；现代审计制度的建立又引发人们对历史上审计制度的探讨，禁赌、惩贪、倡廉……都可以联系历史做很多文章。
总之，关注现实，引出课题，是选题的途径之一。我们可以翻阅一些杂志目录，研究一下选题，就可知道，很多选题实际上是受现实启发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这种途径并非选题的主要途径。因为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选题范围不能也不断变化，只能在我自己的研究范围内选择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选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第二，从现实引出的课题，一般以札记随笔的形式表现为佳。随笔、札记其文章短，来得快，以在报纸上发表为好。如翦伯赞在解放前夕写的一组文章《贪污列传序》、《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主义》、《末代帝王的下场》等现实意义很强，都是从现实引发的题目，也都是以随笔形式发表的。（见翦著《学海心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大的题目，甚至是论著，如关于市场的论著：《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③触类旁通，诱发题目
即是受他人选题的启发，在自己研究范围内诱发题目。我们应经常看看论文索引，上面全是题目，边浏览边思考，往往会受到启发。比如我是研究明史的，但当我浏览其他朝代的论文选题时，往往会有很多启发，如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监察制度，市场管理，民族政策等等。
④集体任务，接受题目
这实际上是他人命题。既然是集体任务，就应该积极地去完成，《夏燮评传》、《方孝孺传》等都是集体任务，如果是老师的课题也要努力完成。
我写的《方孝孺传》（《中国历代名臣》）、《夏燮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以及《廉吏传》、《贪官传》、《皇子传》中的十几篇人物传记，都是集体的任务。
总而言之，选题最根本的途径是从读书（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中产生，只有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先读基本史料，再扩大到其他史料，做出资料卡片，资料索引，经常翻检这些资料，多思考问题，有时就会触发灵感，发现课题。至于写随笔、札记类文章，就不一定受这样的限制了。
另外，还要时刻关注学术动态，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这样才知道哪些题目别人没有研究过，或已研究过，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而决定自己的选题。
四、收集资料
1、收集资料的前提
当你初步决定准备研究某个问题后，第一步就是检索该课题的研究史，主要是检索论文索引，至少10-20年，长至50年，可查《历史学年鉴》（1979年开始出版，每年一期），《全国报刊目录索引》（第月一期），还有分类索引，主要是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每月一期。还有书目，可查：《全国总书目》（1955-1966，1970-至今）《全国新书目》（1950-1966，1972-至今）《中国国家书目》（北图、网上查找专门史会议的论文集，如《宋史论丛》，《明史研究》、《清史论丛》、外文书籍和港台书籍（北图）通过网上查询。
检索的目的，在于考察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有没有研究。如果没有研究，或虽有研究，但很不充分，就可以定这个题目。如果关于这个课题，前人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而自己又很难有所突破，则要考虑更换选题。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如果你仍然是一般地作宏观研究，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角度，新方法，新观点，写这个题目就难以成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选题确定和收集资料孰先孰后？这不能一概而论，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读书过程中，由于接触了大量资料，生发出选题；一是先确定一个选题再去收集材料。第一种情况看起来好象是先有资料，再确定选题，但要知道，这时掌握的资料是不完全的，还不足以完成这个选题，需要进一步去收集有关资料。如我选择研究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这个题目，虽然是由于接触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真要撰写这个题目，还得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关于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问题也是如此。第二种情况，先确定题目（当然是在科研调查以后），再找资料，如我关于方孝孺、张居正、夏燮等课题就是如此，所以不管上述哪种情况，收集资料这一环节都是不可少的。
2、收集资料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是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无一例外。“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思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只有当自然和历史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品划分。”（《马思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0页），尤其是史学研究，更是如此。离开资料，一篇文章也写不成。它决不等于小说创作。小说家只要构思好情节，可以不要任何资料就可写成一篇小说。史学研究就不行，离开了资料，多写一句话也不可能，收集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两点：
①炊饭之粟米。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好比炊饭之粟米，决定论文能否写成。
②佳肴之原料：有什么样的原材料，才能做出什么样的菜肴。原料普通，如只有青菜萝卜，再高明的厨师只能做出一盘蔬菜。如果原料珍贵齐备，鸡鱼肉蛋、山珍海味、香菇木耳、应有尽有，高明的厨师就能做出一盘盘高档佳肴来。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能决定论文质量高低，如果你掌握了别人从未发现的资料，你就有可能做出一篇高质量论文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老资料如果用新角度去研究，提出新观点，也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如唐赞功、胡如雷、高敏诸位先生即如此。
正因为资料对论文写作如此重要，所以，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家都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工作。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至理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坐“冷板凳”就是做资料的搜集、积累和研究工作，就是甘于寂寞，潜心思考。只有甘于坐冷板凳，收集大量资料，才不会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自然科学家有30几岁出大成果的，也有三十几岁的经济学家，但很难有三十几岁的史学大师。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看大量的资料，短期内完不成。
历史学家吴晗对明史研究颇深，做过几万张关于明清史的资料卡片。他研究清太祖努尔哈赤，搜集了有关他及其同时代的各种资料，他为了弄清满族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卡片里记下了满族何时开始使用铁器，矿砂从哪里来，炼铁炉什么时候才有的等等问题。（参见孙世恺《谈谈积累条件》、《写作论》P：232项）
一位学者二三年内发表十几篇论文，别人问他有何诀窍。他说，这是他多年埋头收集资料的结果，他深有体会地说：“写论文就是资料运动，运动资料而已”。
王力先生在讲到资料的重要性时就说：“一个小小的题目，我们就要占有很多的材料，往往几十万字，要做几千几万张卡片。”他又说：“别看写出来的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只有几十万字，这叫做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陈妙云书P：130）
很多专家都认为，收集材料的时间要占全部研究时间的70-80%。材料齐备了，撰写只需花全部研究时间的20%-30%左右。
3、收集资料的形式：
①卡片：即把有关资料逐条抄录在卡片上，所谓“卡片一万张，学问长一丈”。抄录卡片是通行的最有效的形式。抄录时要注意：a）抄录后要和原文核对，不得有误。当时如果不核对，使用时发现错误，再核对就难了，或者这本书已经还给图书馆了，再借耽误时间；或者你是在外地看的，再次核对，几乎是不可能了。b）材料出处一定要注清楚。作者姓名、书名、版本、卷数、页数、藏于何处等等要尽可能一一注明，不可图方便而省略。c）不要把不同性质的材料抄在一张卡片上，这样不便于排列研究。d）每条材料要冠以标题，以便于构思时归类整理。e）当时如有感想，随时记在卡片上。
抄录卡片的过程就是加深印象的过程，冠以标题或记下感想的过程，就是初步思考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决不能少。有的人为了偷懒，图省事，经常采取夹纸条或复印的办法，一般来说都不可取，纸条夹多了，根本无法排列，资料无法利用。复印呢？如果是长篇资料都有用，可以复印下来保存，但它并不能取代抄录卡片，因为复印有三个缺点：a没有经过手抄，印象不深；b有用无用的部分印到一起，不便于提炼观点（冠以标题）；c不便于整理、排比。
②笔记：把有用的资料抄到笔记本上，这也是一个形式。但其缺点在于不便整理、排比，还是要摘到卡片上来。据我的体会，笔记本以抄录今人研究成果为好。在阅读别人的论著时，可将其中重要的论点摘录下来（而不是抄资料）并冠以题目，打上红线，以示醒目，经常浏览，加深印象。
4、收集资料的要求：精、真、新、全
精：收集资料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见材料就抄，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浪费时间。抄录资料要精。所谓精，就是最能说明某个问题的，如果几本书上都讲到了同样的问题，则应抄录成书最早的书上的资料，在卡片后注上××书、××书记载与此同。如果几本书上说的详略不同，则应抄录记载最详细的资料，卡片后面再注明参见××书××卷。
真：这是对收集资料的基本要求。但历史资料不少是真假难分的，正误混杂，即有的记载是真的，有的是伪造的，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必须要下一番考证功夫，进行鉴别，这就是正误辨伪。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收集资料时有时没有时间去开展这项工作，可留待撰写时再进行。在收集资料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不妨先抄录下来，在卡片上作一特别说明，留待以后进行考证。
新：材料力求新颖。所谓新，就是别人未发现的资料，被你发现了，这样的材料就十分珍贵。
全：尽可能地将材料收全，最好做到竭泽而渔。为什么要收全，有两个原因：一是每条材料只能局部的反映某个问题的真相，只有尽可能收全资料，才能使我们对事物的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全面。举两个梁启超的例子：梁启超想研究春秋以前的小国（他称为部落）分布状况，哪本书都不全，于是他先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60余国；又从《逸周书》中搜录，查到30余国；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搜录，得70余国；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90余国；其它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者，犹将300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尽2/3，其中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地。试想，如果资料收集不全，春秋之前我国境内的古国情况就得不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再如，梁启超要研究中印之间古代的文化交流，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的人物，据常人所习知，则前有法显（东晋人）后有玄奘，三数人而已。后来他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105人，其名姓失考者还有82人，合计187人。他初研究时，据慧皎的《高僧传》，义净的《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类者则抄下，经数月乃得此数，于是将此187人查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为种种统计，而中印古代交通遗迹，以及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原因，皆可以大明。如果收集资料不全，就达不到这样的结果。
二是资料不全，极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虽是大史学家也不可免。比如：自从《水浒》这部小说出现以后，宋江这个人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历史上的宋江，目前知道得很少。宋代公私案牍里只有一些另星的记载，并且互相矛盾，抵牾不合。《水浒》里的宋江是投降了，又去打方腊。历史上的宋江是否也是受招安，然后又去征方腊呢？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争议。早在清代，就有陆次云、汪师韩之争（前者认为受招安、打方腊。后者不同意此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宋江降后见杀，没有征方腊。”（第十五篇下），以后余嘉锡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见余著《余嘉锡论学杂著》）提出与鲁迅不同的观点：“江之从攻方腊无疑。”解放后北大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历史教学》53.1）严敦易先生的《历史上的宋江》（见《水浒传的演变》第一部分）也都就宋江是否投降征方腊的问题作了考证。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又去打方腊”。这样又把问题提出来了，关于历史上的宋江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1978年，邓广铭、李培浩同志连写二文《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社会科学战线》78.2）和《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光明日报》78.8.1），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既没有投降，更没有打方腊。两文发表后，引起一场争论。历史研究所吴泰写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光明日报）78.6.8）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参加了打方腊。
1979年复旦大学陆树仑写了一篇《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二三事》（《辽大学报》79.2-3两期上）这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他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①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问题。他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投降的资料（共有7条，邓广铭认为皆不可信）逐条加以分析，认为要完全否定这些资料，尚缺乏足够证据，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对上述这些材料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的，但不宜断言这是捏造。②关于宋江是否打方腊的问题。陆树仑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从征方腊的资料，逐条加以辨析，认为都不可信，所以他同邓广铭一样，认为宋江没有打方腊。③关于宋江“就擒”问题。陆先生认为，宋江可能是“降而复叛”，最后被宋朝擒杀，但由于没有发现过硬的材料，所以这个结论只是推断，不是定论。
这样又过了两年，1981.1《中华文史论丛》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即马泰来先生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公布了一首重要的诗《捕盗偶成》，终于把关键问题解决了。这首诗共有20句，前8句为：“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参）意气骄，士女姘观犹骇愕。”这就证明了宋江等36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宋朝的招安，然而又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义军而班师回开封时，颁降了“捕草寇宋江”的御旨，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又把他擒获（至于何时、何因复叛，何时被擒，尚不清楚）。
邓广铭对此大发感概，因为邓也曾看过李若水的《忠愍集》，但这只是个残本，只有一卷，有文无诗。当时没有注意到，谁知北大图书馆还有一本从四库本抄来的《忠愍集》三卷本，有诗有文，因为未曾注意，也就未去翻阅，导致失误。所以他很快又写了篇文章《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中华文史论丛》82，4）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通过这件事，我想有两点启示：一是治学之不易，专家都难免失误，我们就更要小心了，一定要详细占有资料。二是史学前辈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这种可贵的史德真乃大师风范，是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的。
当然，竭泽而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宋以前还基本上可以，宋以后就难了，史籍太多，但即便这样，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不要轻易说“不”，不要轻易否定某种事。史学研究就是这样：对历史上的某个现象，说“有”容易，只要发现一条资料就可证明其“有”，但说“无”就要慎之又慎了。
收集资料的所谓“全”，还有一层含义，即正面的材料要收，相反观点的材料也要收，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严耕望先生举出一例：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云：“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供樵苏……”这是讲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条极好的资料。有一位当今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从这条材料发挥，引了颇多史料作辅证，认为石炭（即煤）是北宋京师开封府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认为这是一次燃料革命。这一结论确实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其实这位日本学者只看到了使用“石炭”这一条资料，而没有看到大量的仍使用“薪柴”的材料，严先生光从《宋会要稿》、《宋史》中就找出了若干条材料。例：
a）《宋会要稿》第四十二册《礼》六二，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赐在京诸班直诸军厢主以下至剩员以上，柴炭各有差。……凡柴五百七十八万，炭五百八十五万。”天禧元年十二月，又赐柴炭，“柴六百七十五万，炭七百二十七万”。仁宗庆历五年，“以雪寒，赐诸班诸军薪。”
b）同书第二十三册《礼》二五，熙宁中，宫中见有柴炭库。
c）同书第五十七册《崇儒》七，宣和七年，诏罢贡品，其罢贡尚食者，汜水白波辇运司本贡柴三十六万斤，减二十万斤。
d）《宋史》一七九《食货志》下一，太宗“调退材给窑务为薪”。等等。
严先生指出：“我不是研究宋史的人，宋代的史书文集看得很少，稍稍留意，已见很多汴京烧柴的史料，时间自北宋初期到末期都有，足证通贯北宋时代，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柴薪的。”（《治史三书》P31—3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资料要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我们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当逐渐形成某种观点时，这时最怕看到反面资料。这不应该，反面资料一定要收集，然后再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5、收集资料的范围
对史学研究来说，资料就是“史料”。什么是史料？一些人一谈到史料，首先想到各种史籍。按四部分类法，就是史部著作都是史料，这当然是对的。但另外三类，经、学、集部的著作也是重要史料，决不能忽视。尤其集部著作，即各种文集，里面含有丰富的史料。如前述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就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所以文集绝不能忽视。例如我们研究徽商，明清文集就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因为徽商与文人交往甚厚，互相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商人死后，其后代往往请一些著名文人为商人撰写墓志铭，如在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就有大量的商人墓志铭，商人传记或祝寿文，其中都要述及商人的身世、事业、情趣，对研究徽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经、史、子、集四部类著作都是典籍，当然是在收集资料的范围内。除典籍之外，其他一切文字记载如：宗谱、方志、帐册、档案、信函、文契、阄书、碑刻等无不是资料。宗谱、方志自不必说，档案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官府档案，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它们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帐册、信函由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可以发现很多在其他史书中没有反映的资料。碑刻也是第一手资料，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为了将一些文字材料永久保存，或由官府，或由集体将其刻成石碑，这就是碑刻。碑刻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是修建、重建×庙×楼×寺×堂×亭×祠×殿×桥的碑记，其中就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历史；也有的是封建官府发布的各种禁令、告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的是同业或同乡商人共同议定的条规；有的是不同阶级发生诉讼后官府判决的结果等等。这些材料都对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极有价值。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就将这些碑刻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归类出版，供历史学研究之用，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就是其中著名的碑刻资料，里面有不少关于徽商的资料。
对于文学作品，史学研究者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利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映，只要善于利用可以成为很有用的资料。如陈寅恪以元镇、白居易的诗歌和其他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写出了他的名著《元白诗笺论稿》，是唐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马泰来利用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解决了一桩多年争论不休的悬案。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等等，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城市生活、社会风俗和各阶层的面貌。尤其是明清小说，由于对一些故事描写得相当具体，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饮食、服饰、礼仪、丧葬、人口买卖、商业经营、寺院活动、妓院、茶馆，乃至物价等等，而这些在其他史籍中是很难看到的。南炳文先生就利用小说资料写了一篇好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也是将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作为史料的。
当然小说的材料一定要和史籍中的材料相互印证，单纯引用小说资料来搞史学研究是不行的。
就是笑话集中也有不少好资料。明清时期有不少笑话书，其中也有不少资料，如明·浮白主人《笑林》载：“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得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han“喊”，口大张貌）’，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
这条材料就很珍贵，这是不是反映徽商吝啬呢？当然不是，而是反映了徽商在创业阶段的艰苦。
另一则“不识货”云：
一徽州人开当铺，不识货，有人拿单皮鼓来当，报曰：“皮锣一面，当钱五百。”有拿笙来当，报曰：“斑竹酒壶一把，当钱八百”。有拿笛来当，报曰：“丝裹火筒一根，当钱二百。”后又拿骑马布来当，报曰：“闻鼻烟使的小手巾一条，当银一两。”伙计说：“此物出此大价，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赎，留之我擦嘴。”清·程世爵《笑林广记》（《明清通俗笑话集》P89）
这则笑话实则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徽人开典铺极为普遍。二是徽人开典，也有不识货者，故势必会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后人对开典要求非常高，尤其要识得全国各地的千百种货物。
总之，我们不管看什么书，都要留心思考一下这其中的材料，对史学研究是否有用，要养成自己的职业观察习惯，也即史学家的观察力或敏感性，这样就不会让有价值的史料从眼下滑过。
另外，收集资料的面要广一些，与本专题有关的材料也要注意收集。例如研究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当然主要应收集时代的资料，但关于汉代、唐代、宋代、元代、清代的地方监察制度也要收集一些资料，以便于在研究时比较，当然不要太细，但宏观的材料要有。
6、收集资料的方法
（1）日积月累法：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即平时通过大量阅读，做卡片，逐渐积累资料。如关于明代的“庶吉士”、“翰林院”等等，只要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抄成卡片。也许三五张卡片并看不出什么问题，也写不出论文，但如果积累多了，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后，也许就能理出个头绪来。平时一定要多积累，这是最根本的办法。
（2）重点搜索法：当手中已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但还不足以写成一篇论文时，就要重点搜索有关资料了。如何抓住重点，这就需要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了。
何为目录学？首先要了解目录，我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如何利用这些书籍，于是后人就根据书籍内容分类编目，以指导人们阅读、检索图书，这就是目录。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
一书目录就是把有关的各篇目录汇集在一起。《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它是由大序和小序两部分组成，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兴趣和体例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钥匙。试举一例：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庆通卿，指卿事将军宋义）救赵（指秦汉之际，赵歇称王的赵，当时秦章邯围赵于钜鹿，诸侯救援，宋义采取旁观态度。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而救赵），诸侯立之；谋婴（秦孺子婴）背怀（楚怀王），天下非之。作《项羽本记》第七”。
这是一篇出色的目录，前八句是“录”，它概括了全篇的要旨。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绩，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篇次，把这样130条篇目集中排在一起，就成为《史记》一书的目录。
群书目录是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的目录书大约有300余种，可分成这几类：
1、官修目录：如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撰。
2、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还有一些专史中也有目录部分，如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马瑞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
3、私家目录：大体上可分①综合目录：如明代高儒撰《百川书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的《读书敏求志》。最著名的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②专门目录：为某一专门学科或某一类有关的图书所编的目录，如释道目录、经籍目录、文艺目录等。
目录学有很大作用：
一是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有人估计可能有15万种左右，如果没有目录学知识，要想检索一本古书犹如大海捞针。有了目录学知识，那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目录书去了解图书的基本情况。现有的古典目录书，一般说来都是过去的目录学者搜检群书，经过一系列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程序而撰成的。因此一编在握，就可以帮助我们知其归属，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古籍的基本状况，就可大致了然在胸。
所谓基本情况，包括①各时代的古籍概貌。官修目录就可反映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可以从中知道某一朝代的图书概貌。例如：从《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从《隋书·经籍志》则可了解唐初图书总数有56881卷。②古籍的归属情况。有了目录学知识，不仅可以了解图书分为几大部类，更能了解各部细类，各类是何性质，各类所著何书，类有所属，书有所归，也就自然了解学术发展情况。③古书的考辨。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须考定，对于这方面的考辨，无不借助目录。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的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而不为功。”（余嘉锡《古籍读校法》讲义排印本）余先生还认为，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A.
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假；B.用目录书考证古书篇目之分合；C.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D.因目录访求阙疑；E.以目录考亡佚之书；F.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当然目录对考辨古籍真伪有着重要作用，但不能据此而冒然断定真伪，还需有更多的本证和旁证来作最后的确定。
二是了解图书本身情况
古典目录对所著录的每种图书，大都记录了它本身的有关情况，如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提要等，这些记录资料使我们可以了解每一种图书的撰者生平、撰述意旨、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以及学术价值等重要情况。如：《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明田艺蘅撰，艺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其中诗谈初编二编各一卷，玉笑零音一卷，大统历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四库全书总目》卷128“学部，杂家类存目五”。
三是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我国古籍浩繁，要打开这座宝库，单凭兴之所至地去涉猎翻阅，往往事倍功半，但有了目录学知识，我们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清代学者江藩指出：“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师郑堂集》）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指出：“四库全书，为读群书之门径。”
这种指示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解题对图书提出了一己的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论《旧五代史》：“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目录学这把钥匙打开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
重点检索就是根据目录学的指引重点检查一些史籍，比如我写《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一文，在初步确定选题后，首先检索研究史，发现解放以来，一篇文章也没有，就决定写这一题目。然后，根据目录学指引，重点翻阅《明史》，从头翻到尾，《明经世文编》从头翻到尾，《春明梦余录》、《大明会典》、《明会要》、《明实录》、《明通鉴》、《万历野获编》、《日下旧闻录》等，查抄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重点翻阅《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书》《明通鉴》《罪惟录》《明实录》等。
（3）顺藤摸瓜法
重点检索一些史籍后，虽然能搜集到不少资料，但有时候某本书上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这们并不知道，这时可以通过阅读类似专题文章，看看别人在研究类似问题时引用了哪些书籍中的史料，这样可以受到启发，再去查找这些书。
如：我写《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除了一些基本史料外，还看了别人关于明成祖的论著，关于建文帝的论著，发现别人引用的有些书我还没有看过，这时就要记下书名，顺藤摸瓜，有时会有意外的发现。
在进行徽商研究时尤其如此。徽商的资料十分分散，难以摸清记载徽商情况的所有书籍，所以对他人研究徽商的文章一是要阅读，掌握研究动态；二是要看他引用的书籍，哪些自己没有看过，就要随手记下，想方设法去找到这些书。
④请教师友法：
通过请教老师、朋友，尤其是学术界的朋友来获得一些资料信息。
⑤实地走访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司马迁写《史记》就实地走访了很多地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曾跨江淮，直抵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越王勾践建都于此），浮于沅湘（湖南的沅江、湘江），北涉汶泗（汶水、泗水），取道楚梁回到关中，历览祖国名山大川和古城重镇。后来，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广泛体察了祖国大西南风土人情和社会状貌，他还亲自凭吊过淮阴侯韩信的墓冢，俯瞰过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监修的万里长城，考察了大梁的夷门，瞻仰张良的遗像，看过孔子故里儒生习礼的情景，甚至还亲自参加过堵塞黄河决口的活动。在山东滕县，他调查过孟尝君好士的传说。在江苏沛县，调查了刘邦、萧何、周勃、樊哙、灌婴等人的出身、性格和行为，等等。正是得力于这些感性材料，他才能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我们从事徽商研究，更是要到徽商的家乡，徽商活动过的地方走访。走访主要是访书、访人、访遗迹。主要是访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省博、省图、歙县物馆、屯溪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宗谱、方志、文集，有不少资料都是抄本、稿本、孤本，十分珍贵，其间的工作是很苦的，冒酷暑、战严寒，利用寒暑假牺牲休息时间，才收集了40万字的资料，编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访书之外，还访人、访遗迹，走访一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徽商的情况或他们祖先经商的情况，这都是口述史料。我们还考察了一些遗迹，如牌坊群、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的确能增加不少感性认识。
也许大家感到很繁，收集资料的确是很繁的工作，做学问的功力就体现在这里，写一篇论文收集资料已很不易，至于写一本书就更难了。（举尹韵公治学例）
链接：为什么要写论文（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