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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史话(于信凤)
【时间:2007/7/1 】 【来源:无 】 【作者: 于信凤】 【已经浏览4937 次】

 

 2003-05-06 23:09:00.0


在现代社会中,考试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个家庭都被考试驱动着,为应考忙碌着;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在考场上“身经百战”过,并由考试决定进入社会的初始位置和人生走向;几乎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都在考试的“阴影”下辛苦奋斗着,并依据考试中的表现,勾勒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

考试真是个谜,它既给人们带来成功的愉悦和竞争的亢奋,又给人们留下挫折的焦虑和失败的心酸。人类发明了考试,却并非情愿地被考试驱使着。人类创造了考试的种种技法,却又被这些技法重塑着。

你想揭开考试的谜底,成为能够驾驭它的明白人吗?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尘封的史册,看看人们怎样主动地选择了考试,而又被动地由考试选择着。

 

一、部属推举舜接任首领,尧说:“我试他一下吧!”于是便把“考试”的种子撒进了中原沃土

 

原始社会中,氏族首领决定办理大事的人选或身后接班人,有多种办法可用,没准,某个聪明的首领灵机一动,选用“试一试”的办法。

尧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首领。

有一次,尧的部属推荐鲧去治理洪水,尧本来不同意,但他还是听从了属下的意见,让鲧去“试一试”。经过9年的试用,证明此人“不可用”。

尧在位70年的时候,让部属推荐接班人,人们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我试他一下吧”。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以观其内”;派9个男子与他相处,“以观其外”;使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看能否“不迷”;让他处理各种事务看他治事的本领。经20年的考验,都通过了,尧便把帝位传给了舜。

当然,这里说的“试”与今天的考试还相去甚远,但这“试”之中确已含有考试的某些因素。当尧说“试他一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把“考试”的种子播进了中原的沃土。

当年,尧选择“试”的方法可能属于偶然,但是,当他或其他偶然采用者发现“试”的办法,确实比单纯推举更可靠、更有效的时候,就会经常地采用它,并设法完善它。偶然撤落的种子也会发芽的,只要这种子孕含着生命力。必然就存在于偶然之中。

“试”的办法选拔人,是考试的一个源头。考试的另一个源头是早期的教育评价。

人类的早期教育是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屮进行的。在这种传、带中,老一辈总要不时地让年轻人试着复述和演习,以便观察年轻人是否掌握了要领。这复述和演习,既是传授经验的教育过程,又是对传授结果的评价过程。

经验传授中的“试着复述和演习”,和尧的“试一试”,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同样含有考试的某种因素。

学校出现以后,教育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其评价也由日常观察发展为有目的学业考查。如:西周时的“国学”,就初步建立了隔年一考的学业考查制度:第一年考查能否分析经义,明确学习目的;第三年考查能否专心学习,与同学切磋研讨;第五年考查有否广泛的学习兴趣,并自觉地亲近、爱戴师长;第七年考查能否研讨学问和择善为友,考查合格了叫“小成”;第九年考查能否推理论事,触类旁通,并有坚定的志向,考查合格了叫“大成”。

有了考查制度并不等于出现了考试,因为,那时的考查方法,顶多不过是现在所说的观察法和评定法的初级形态。但不管怎么说,有目的学业考查的出现毕竟使人类向考试移近了一大步,迈出了这一步,考试与人类的双向选择下的“面晤”,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二、汉武帝时的董仲舒首次使用“考试”一词,但早在汉文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考试之法

 

对于屡上考场的当代人,关于什么是考试什么不是考试,是再清楚不过了。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考试是专指测度人的下述方法:主考从准备考核的全部内容中编选出若干问题,让被考在特定条件下按规则予以解答,再按解答的正确程度评等判分,并据以推断被考对全部内容的掌握水平。这个理解是不错的,可以看作是考试的描述性定义。与此等价的测量学定义可以表达为:考试是通过问题样本刺激下,被测者反应的正误,推断被测者心理能力水平或差异的活动。按照这样的理解,考试始于何时呢?

根据可见的史料,历史上首次出现“考试”一词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是儒学大师董仲舒第一次使用的。但根据前面关于考试概念的界定,现代所说的考试之法,实始于汉文帝在位的时候。

据记载,公元前165年9月,文帝诏中央和地方官员推举上来“贤良”之士到京师,亲自出题考问。题目很长,是关于治国方略方面的问题。100多人中晁错答得最好,被提升了官职。后来晁错成了汉代的名臣,说明这次考试选拔得比较准确。

主考出题,被考回答,依回答正确、完满程度区分等等,这不就是考试吗?文帝不一定是历史上的第一位主考官,但文帝时候已经出现考试之法则是确定无疑的。

此后,这样的考试便在京师经常举行。如: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亲策(即亲自主持策试)百余名“贤良”,董仲舒连对3策被列为上等;公元前129年,布衣出身的公孙弘,在武帝策问中获第一名,被授予官职。董、公孙后来都是汉代的名臣。

武帝时,太学(京师学校)和郡县学(地方学校)也普遍引人了考试之法。办法有射策、策试、口试3种。射策类似于今天的抽签答题,具体做法是:主考根据经书编出若干问题,并按难易程度分成甲乙两等,再把这些问题分别抄录下来并予密封,由被考从两等级题目中随意抽取一题作答。策试,由主考根据经书编出十几道、几十道问题,被考依次作答,按正确回答的问题数区分等级。口试,当时专指“试涌”即背诵经书,比现在“口试”的概念狭窄多了。其中策试是考试的主要方法。

汉代的太学考试是与官员选拔相结合的,考试优秀者被推荐给朝庭并授予官职。著名思想家王充、科学家张衡、经学家郑玄,就是在太学深造并经考试被推荐授官的。

与今天的考试相比,那时的考试是极为粗糙的、初级的,而且,它在官员选拔中的作用还只是辅助性的(土要靠地方推举〉,又没有形成定制。但与此前已存在的“试一试”、调查考核法、品评法相比,考试法所独有的客观、公正、高效等优越性已得到初步显示。

可否用考试取代推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在人类发明了考试的770年之后,果然出现了以考试为主的选士制度,从此,考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三、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分10科举人取士,拉开了科举考试的序幕

 

自汉以来,从下层选拔官员主要靠推荐。推荐取士,权在地方,又无客观标准,时间久了,弄虚作假、结党营私便难以避免。东汉时流行的民谣:“举秀子,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当时腐败取士风气的真实写照。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推荐大权完全操纵在世族豪门手中,没有权贵作靠山便很难获得推荐,不是世族出身便不能推举为高的等级,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怪现象。

在荐举走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想起了考试之法。

东汉的左雄建议对推举上来的士子再进行“初试”和“复试”,以改变举荐中“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的情况。南朝的骆宰则进一步提出了考试评等的具体标准。有胆略的皇帝果真也进行了考试取士的试验。但是,推荐作弊既已成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作保证,既得利益集团(豪门世族)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考试取人呢?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东晋元帝下令考试,竟然吓得举荐上来的士子不敢赴京或托病不出,最后只有一人前去应试。

既已发现荐举的弊病,又知道考试是救治这弊病的良法,考试的兴起和荐举的衰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新的取士制度已经在旧制度的机体中孕育成熟,只待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出现,它便会冲破束缚而降临世间。

581年,杨坚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帝国,7年后便废除了延续下来的“九品中正制”(荐举的一种方法)。607年杨广(炀帝)下诏分科考试取士,从此,便开始了持续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古代考试的集大成,是近代文官考试的源头,是考试文化的百科全书,是观察考试景致的“万花筒”。为了能够步入科举的考场,领略科考的景观,我们还是先来熟悉一下科举兴盛时朝--唐代和宋代的考试办法。

科举的意思是分科考试举人。唐宋科举的科目繁多,常设的有:进士、明经、明法、史科、童子、武举等:进士科考政治对策、诗赋、杂文、经书。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有时也考道家著作。明法科考律、令。史科考《史记》等史书。童子科是专为15岁以下儿童设的科目。武举科考骑射、武艺等。

诸科中最受推重的是进士科。唐代取进士6700多名,其余诸科总共才取1400余名。北宋取进士近20000,其余诸科(含兼取进士者)共取10000多。

考试的主要方法是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和口试。帖经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选经书中某一行,帖去几字,要求把帖的字写出来。墨义类似于今天的简单问答题,只是要求必须用经书上的原话来回答。策问考时事政治和策略,要求写一大篇政论文章。诗赋即要求按特定的格式写出一诗一赋。

唐代科举要经过3试:乡试(州县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试)、吏部复试。公元689年,武则天于殿前亲策举子,首开殿试的先河。宋朝取消吏部试,殿试成为定制。

应考须有保人。入场前要点名搜身。场外设兵卫。答卷时间为1天,天黑可点蜡烛,3支为限。

唐代就有“糊名”之法(即考生姓名、籍费等密封起来)。宋代“糊名”成为定制,此外还实行“誉录”制(即由专人用红笔抄写考生的答卷,再交阅卷官评卷官评阅)和“锁院”制(即科考期间考官与外界隔离)。

虽然片纸数语不能尽列科考的规则,但也只好打住,因为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考规下举子们的“演出”。

 

四、“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科举制度建立后,科考就成了封建士子进身官场的唯一入口,于是一代代的学人士子便在通往这一入口的崎曲小道上辛苦跋涉着,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一代文豪韩愈,竟然4试于礼部,3试于吏部,最后还是靠着节度使董晋的推荐,才走上了仕宦之路。

诗人孟郊,数试落榜,所赋《落第》一诗道出了当时的心情:“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50岁登第,欣喜若狂:“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

也有幸运的。据传白居易早年赴长安向诗人顾况“投卷”(把平日作品呈送名家,以求推荐),顾况见其姓名,戏之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开卷阅到所呈的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赞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自此名声大振,终于在28岁时一试就考中了进士。

苏轼应考,恰逢独具慧眼的欧阳修为主考官,欧阳见到苏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甚甚是惊喜,虽因怀疑为门客曾巩所作,排名于第二,但也一试而中。

同为大诗人的陆游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初试时排名第一,同榜的秦桧孙子列后,秦桧大怒,痛责主考。第二年礼部试,陆游又排名在前,秦桧公然愤而将其除名。

陆游碰上秦桧这样的奸相,科考中的不幸是难以避免的。名士陈亮遇上心狭才薄的考官何澹,命运就更惨了。陈亮以婺州第一名举子的身份参加礼部试,策论水平很高,却遭到主考何澹的贬斥,陈亮说几句不满的话,何就怀恨在心,后来抓到陈酒后失言的机会,诬告陈犯上,使陈枉遭酷刑,几乎丧命。

唐时考规较松,可以“投卷”,这才有白居易访顾况的佳话。其实,允许“投卷”也有几分道理,这样可以参考平时成绩,纠正“一榜定终身”带来的错漏。不过,它也给不肖之徒提供了作弊的机会,时间长了,“请托”、“通关节”、“场外定名次”等不正之风便泛滥起来了。

唐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却依仗父势录取为第一名,使朝野哗然。唐玄宗不得已对已录取的进士重新策试,结果仅录取了十之一二,张倚的儿子竟然交了白卷。

宋代加严了考规,但挟带、替考、换卷、誊录时作记号仍屡禁不绝,科场舞弊更甚于唐代。

尽管如此,科举对于荐举终究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宋代的名相重臣吕蒙正、张齐贤、寇准、文彦博、范中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李纲、宗泽等等全出于科举。其中张、欧阳、范等都家境贫寒,如无科举,可能终老民间!

说到科举,人们常常注意它选拔了什么人,选得准不准。其实,它的最大“功效”在于它是封建进士子的人生“指挥棒”,不断地塑造着依附于皇权的中国士子所特有的人格。难怪唐太宗在看到新取的进士从御史府鱼贯而出的时候,竟大喜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圈套)矣!”

 

五、古代“标准化考试”中的士子们

 

科举盛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完备到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准化考试。

首先说程序。明清科举分四级。第一级是县级考试,称为“童试”或“院试”,通过者叫秀才。第二级是省级考试,称为“乡试”,通过者叫举人。第三级是中央级考试,称为“会试”,通过者叫贡士。第四级是皇帝主持的考试,称为“殿试”,殿试并不淘汰,只是把贡士分出等级和名次。前三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后若 干名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再后若干名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其次说考场设置。乡会试的考场设在专门建立的“贡院”内,其中建有成千上万间号房,每个号房只容一名考生。考试分三场,每场考一天,场间休息两天。每场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考生按号依次进入号房,答卷、吃睡、拉撒,都在这不足两平方米的斗室中进行。

再次说考规。明清考试规则繁杂细密,要求之严几近苛刻。单说考生入场,要唱名给签,依次进入;进大门、二门须开襟解袜,经两次搜身检查;所带考具,帽袜用单毡,鞋用薄底,笔管镂空,蜡台单盘空柱,糕点食物切开,盛物的考篮用竹柳编出格眼,以便查看。如有违禁,轻则出场,重则枷号示惩。至于出题、刊印、发卷、答卷、收卷、誉录、阅卷及其监查,规则更加细密、严格。如答卷不遵格式、不避庙讳(本朝皇帝名讳)、直书孔子名讳者,考生罚停三科,主考罚薪一年,有关考官降一级调用;文理不通、文体不正、答非所问者,考生除名,有关考官革职,主考降二级调用等等。

最后说文体。明成祖之后,科举的主要文体是一种叫做“八股文”的排偶文体。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极严格的程规,字数、句数、段落都有明确的规定,又专取《四书》《五经》内容命题,内容解释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不得自由发挥。考生答卷,如同在固定格式中填充文字,当然评卷也就简单多了:先看是否符合给定的程式,再看内容是否符合先师圣人的原义,最后看阐发的水平。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客观化”的“主观性试题”。

根据规范化、客观化所达到的程度,称明清科举是古代的标准化考试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这种“标准化”带给士子们的却只有一个字:苦。

嘉庆年间浙江士子缪艮所写的《乡闱诗》就道出了这种苦:“闱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何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监军问姓亲标写,同号通名浪应酬。天只一条疑是线,地无三尺尚余沟。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既然这么辛苦(其实还有点羞辱),怎么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拥挤在这条小路上呢?还是这位缪先生回答得好:“余久困场屋,此中苦况,备尝之矣;然名心未灰。”原来是“功名心”在作怪!

科举的诱惑也就是功名的诱惑。其诱惑力之大,竟然使103岁的广东老翁陆云从千里迢迢赴京应试,感动得道光皇帝发了慈悲之心,赏给他一个“国子监可业”的虚衔。

或许有人会说,李白若生在清代,决不会为虚名去蹲三天号房。其实不然,到清时,科举已推行一千多年,早已成为不衰的时尚,不变的风气,不可违拗的社会心理。才智自比诸葛、狂傲不亚于李白的左宗棠,三应会试不第,后来封侯拜相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同治皇帝终于还赏给了他一个“赐同进士出身”。那时不兴名片,如果时兴,我想由科举而走上仕途的多数官员,都会在一大堆官衔之前印上“进士”二字。

为了“进士”二字及这二字后面所潜藏的种种好处,十年寒窗,三天号房,又算得了什么?

 

六、科举考试的终结

 

封建社会的车轮驶进明清的地界,就逐渐显出气力不支的老态。作为它的部件之一的科举,也渐渐进入了自己的衰落期。

科举的衰落总是与它的弊端相联系的,而它的弊端首先表现在日下的考风上。

明清科举,制度越来越严,惩治越来越重,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挟带、顶名、传递、换卷、贿买等现象却越演越烈,手法越来越高明,甚至出现了帮助考生作弊的“第二职业”。如有人用蝇头小字把经书抄写在易于挟带的箔纸上,每页工价3分。有人用药汁做墨,把经书抄在青布裤上,不露形迹,入场后用土涂抹再拂去,字迹赫然。这种衣裤,每件银百两。还有人根据经书编出数十道题目,按考试要求写出文章,再按篇计价卖给富家士子去背诵。据说“入场命题,十符八九”。

当然,和考官舞弊相比,这还是小巫见大巫。清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左必蕃、副主考赵晋与总督噶礼通受贿“卖关节”,13人的录取名单一公布,考生立即大哗,千余名士子云集玄妙观,有人贴出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有人高悬纸糊的贡院之匾,改“贡院”为“卖完”。几经周折,贪官才受到惩处:噶下狱,左戍边,赵拟斩而自缢于狱中。

科举的弊端还表现在考试内容对学习的错误导向上。

科举专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成了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在功名的诱惑下,中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专在记诵经书上下功夫,极度轻视在西方国家发展中日显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甚至视之为巫术邪物。著名科学史专家、英人李约瑟在他的一部名著中问到:“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因素很多,长期贬斥科学技术的科举制度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制度能不衰落吗?

科举的弊端集中表现在八股之害上。

科举采用八股文体,对于命题、答卷、阅卷的规范化虽有积极意义,但却严重束缚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代代的读书人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毫无实用价值的文体的研习上,产生一批批酸腐迂拙、头脑僵化的蠢才。清人顾炎武说的“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点也不为过。

这些弊端,既是科举衰落的重要表现,又是科学衰落的重要原因。

历史就是这样“难于琢磨”: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长久兴盛的原因的时候,人们想到了科举;而在思考中国近代落后衰败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又想到了科举。于是,在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下,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停止了科举。

科举考试结束了。但是,人们对于科举留给后人丰厚“遗产”的“采掘”远没有完结。

科举考试是一部古代考试的百科全书,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它,都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那么,我们采掘到了什么?得到了哪些启迪?

考试是把“双刃剑”。在科举“寿终正寝”的百年之后,我们能够在人的培养和使用中正确发挥考试的诊断、反馈、评定、区分、选拔等功能,而又有效地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从而帮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吗?

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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