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某家期刊上有一篇谈王国维和朱光潜意境理论的文章,题为《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诗论之木》,读了觉得尚可商榷。商榷也者,其实对象并非该文作者,因为他是采取了述而不作的介绍态度的,所以,说白了,竟是要和王国维朱光潜两位大师“商榷”。
商榷的要点,便在这“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诗论之木”的做法究竟是否妥当,因为移花接木之术并非总是成功,有时确能培养出全新的品种,有时也可能毁掉珍贵的母本。比如意境理论,本为中国一家独有,接上西方之“花”,便面目全非,专利尽失。或曰:朱王二子乃国学大师,还不及你这半瓶子醋吗?非也,人都是要受时代限制的,民初以来,时代的潮流是要融合中西,不管什么花什么木先拿来接一接再说,而保存国粹的念头则受到无情嘲弄;今天则不然,交流固然仍在进行(并且发展成比较科学),而坚持“中国特色”却被空前地提了出来。仍以花木为喻,则郁金香花固然尽管引进,而千年古莲尤被奉为国宝,总之,这是一个重专利的时代。
立足这一时代,从维护中国专利的角度,反思朱王二位大师的移花接木之术,便大可商榷。意境理论是中国的专利,西方人是梦也没有梦见过的,所以,他们见了中国的意境诗,却当做“意象诗”,还弄出一个“意象主义”运动来。岂但西方人没有见过,就是中国也并非人人识得,古人云:“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意境诗本不可多得,别人写出来了,摆在你面前,假如你只识得字面意象,却不识那不著文字的“象外之象”,那么对于你来说,它仍不是意境诗。朱王二子嫁接意境的本意,我想也正因为这意境理论过于玄虚,所以想拿了西方理论条分缕析的长处来加以解说和普及。然而意境理论本有不可言说的一面,分析之后,便不是中国的意境理论了。
以此持论,可以评说朱王二子意境理论的成就与不足。
王国维早年固曾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然而到了写作《人间词话》的时候,这种立场已经发生变化。他在《三十自序》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籍者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王国维开始发表他的《人间词话》。写作《人间词话》,是他摆脱康叔哲学,寻求精神慰籍的一种努力,为此,他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内容(词), 独有的研究形式(词论),独有的理论命题(意境),以此知其当时的心态绝非“融合中西”,反倒是要“抵抗西学”。然而思想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多年潜心研究的西方哲学心得终究不能挥之即去,于是便在《人间词话》开头几章蹿入了“理想”、“写实”、“造境”、“写境”、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等命题,这些命题无疑危及了中国意境理论的专 利,而且由于事实上中西文化的不易捏合,遂生出种种羝龉,朱光潜便曾批评说,若真要把西方理论贯彻到底,那么“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或“同物之境”,“无我之境”其实是“有我之境”或“超物之境”。当然,王国维融汇中西的努力绝非在这一枝一节,《人间词话》最大的特色在于运用西方学术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构建理论框架,从而和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散漫划清了界线,这既可从王国维亲自删定的64则词话体系见出,更可从其对120多则原稿的删削过程见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见《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论<人间词话>系统》)。但是,这种分析的方法也付出了代价,前边讲过,意境理论本有不可言说不宜分析的一面,事实上《人间词话》也只能绕开意境理论最难分析的“象外”内容,以至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人间词话》只是一部意象理论著作。
再看朱光潜的意境理论。他的研究主要发表在早年的《诗论》一书中“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一章上,其观点可以清晰地表述为:意境就是“意象与情趣的契合”。然而读了之后我们发现,他的“意象”原来叫 image,他的“情趣”原来叫feeling,而这“契合”原来早已由西方美学家克罗齐说得十分清楚:“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美学》)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中国意境理论的地位呢?其实,即使不谈中国专利,这样讲也是不通的,因为据朱光潜的《诗论》说,“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也就是“情景交融”,那么哪一首诗没有情没有景呢?而且稍好一点的诗都可能做到情景交融,这样一来,意境诗岂不是太多了吗?古人说:“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由此可知意境理论不宜采用这种过于宽泛的讲法。
《人间词话》中虽也蹿入西方学术影响,但终究是克制的,因此在开头几则之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类的命题并未坚持下去,贯穿始终的倒是气象、品格、胸襟、性情、情景、风格、征字、文体这类中国传统文论命题。相比之下,朱光潜的《诗论》则走得更远些,它通篇以克罗齐美学,叔本华、尼采哲学立论,以“移情作用”解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解说“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以巴腊司派与象征派的争论来解说“隔”与“不隔”。虽然也举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大量例子,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中国的诗歌必得拿西方的理论来才能说清。如果说,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使人错觉意境理论为中西所共有,那么,读了朱光潜的《诗论》则令人简直要认定只有西方才有意境理论了。
朱王二子的意境理论既启发了中西结合的研究思路,也起了一种不良的导向,几十年来,意境理论研究形成了“情景交融说”、“典型说”、“想象联想说”、“审美体验说”以及“心理场说”等几大派别,基本都不能证明中国专利之所在。笔者对意境理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无对前辈大师妄加批评的资格,但我又记得南宋理论家严羽的话,他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鹜愈远。”(《沧浪诗话》)理论研究亦如此,不研究则罢,若研究便不能不认准路头,我以为这正确的“路头”,便在“中国专利”四个字,所以敢和前辈大师商榷。至于说到具体的论证过程,我想大概还须从儒道释合一入手,中国文化的许多专利往往本之于此。
【补记】 意境理论,在术语上我主张选择“意境”而不用“境界”,境界是人生学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人间词话》中的“三境界”便取此义),世界皆然,不便据为专利。而且从构词上看,“境界”是同义反复,“意境”则可分析为意之境,意中境,意与境等,有可能包融儒家的境界观,道家的“象外”说,佛家的“心境”论等多层历史内容,也较能说明意境理论的历史积淀过程。
1994年11月
链接:《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诗论之木》作者点评
1994年7月,本人有一篇文章题为《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诗论之木》发表在某刊物上,本人自作多情,认为该文与我的文章有关,因此收录于此,作为资料。对于该文提出的一些观点本人是难以苟同的,限于篇幅和时间,本人不想写反驳文章。不过,如果那位有兴趣的人想钻研这个问题,不妨看看陈寅恪先生有关王国维的文章。
本站链接: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诗论之木(孙守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