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人微言轻，其出言必重，况且本不意这《批判之批判》能够发表，落笔时更多了一份偏激。然而《文艺评论》竟敢发表，证明了当今学术环境的宽松，乃换了平和的眼光，复视其稿，是观点依旧，却也有两点不妥。
其一是第9节“炒什么”，对广州市“三个一百”活动的非议，显然过当。然笔者本意只是想证明，假如只因“欢喜得迷狂”（难道这不是审美活动的极致？）便加否定，那么可以类推出多么荒谬的结论。当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尽管也闻球星服用禁药，尽管也有球迷闹事伤人，却并不见有人来作追星族批判（仅见教皇之国梵蒂冈控告世界杯是谋杀工具），可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缺乏常识。
其二是“股民逾亿”一语有误，其实是全国养犬逾亿的误记，绝非故意调侃。至于各地交易所黑压压的股民早已甚于追星之势，却仍是事实。
以上文字写于《批判之批判》上篇发表以后，希望能在发表下篇时纠正。然编辑部回信说下篇亦已付印，大错终于铸成。不过编辑部又说，可另行属文。宽容若此，我便得寸进尺。捎带说说我的批评观。
一、我的批评观
据说当前正崛起“大众批评”，以和精英批评、学院批评抗衡。台湾的龙应台是其代表，而大陆尚无代表人物，却也已闹得沸沸扬扬。不过我的“大众批评”与之无关（因为缺乏研究，不知道到底有关还是无关），我只是籍了这些年的批评经验和感受，觉得自己的批评也可以叫作“大众批评”。
无可讳言，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有一种轻视大众的贵族倾向，“现在写诗的人比上厕所的人还多”，“大街上倒下一棵树，准能砸着几个诗人”，就是暴露此种倾向的典型话语。可是，写诗的人多有什么不好？为了写就要读，他们可能最终成不了诗人，却肯定能成为一个读者。假如坏了他们的兴头，连读者都不给你做，那时可别抱怨出诗集难哟！
批评也是这样，鼓励大家都来批评，也就是鼓励大家都来读批评。可惜还从未听见有人讥讽“现在写评论的比上厕所的人还多”，否则的话，我们的批评界真的中兴有望了。
我的批评观，就是基于上述想法，所以也可以叫作“上厕所批评”，这种批评，人皆能之，完全出于一种排泄的需要。所以，我的批评观，无论语言还是内容，无论倾向性还是策略，都主张大众化，并非蓄意取媚大众，或许自己一介教书匠，本在“精英”和“学院”的圈子外。
二、我的批评语言
大众批评要用大众语言。说说容易，然而谁敢称自己掌握了大众语言？王朔的调侃是大众语言吧？比如我自己，较有把握的其实也就是一种书生语言。书生也是一种“大众”，据国家统计局93年统计公报，199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253.6万人，中专生762.3万人，高中生（含中专生）1419万人，初中生4082万人，另外还有成人高校在校生186.3万人，成人中专在校生206.8万人。我们的作品，我们的批评，不要说大众语言，即使能用这些读书人的语言写，就不至于只能发行几千册甚至一千册还要进特价书店。
所以我写批评，文理尽量清晰，文句尽量明白（这是对学生作文的一般要求），还常常先给我的学生看过，至于偶尔有半文半白的毛病，也尽量考虑到不超出中学毕业生的文言水平。稿子寄出，编辑部同志回信说语言“清爽”，我视为最高褒奖；在栏目上将我的东西归入“随笔”，我也乐于接受。
三、我的批评题目
我并不排斥“精英批评”，也常想写一点“高雅”的题目，比如我对中国古典的意境理论极感兴趣，以为今人的“情景说”、“典型说”、“氛围说”都不能和西方文论划清界线，意境理论是中国独有的，这份专利，不能与人分享，更不能拱手相让。我还对“言象意”理论有兴趣，这个题目极有弹性，普适性极强，比如用以构建风格模型，就比西方的语言、题材、主题、情节、人物模式要好的多，这个题目似还无人注意，我曾在《文艺评论》发表一篇《为言象意立论》，意在跑马占荒。
然而我终于做不成这些题目，跑马之后，便无下文，一如当今中国的诸多“开发区“。原因是大众的理论兴趣日渐侵入我的视界，使我不能潜心于“高雅”之作。
高雅的批评家们总以为大众不关心理论，其实今天中国人是越来越理性化了。老百姓中流行的“侃”，就是一种理论（诸如“理论”一番），尽管常常是讲歪理，不讲理。学生们作起文来，也常常“以说理代替描写”（老师常给他们的评语）。关键是他们的理论兴趣往往源于切身利益，这与精英批评的超然不同。即如93年涉及校园的几件事：反对过“洋节”，批判追星族，抵制校园消极文化，学生们便争论得慷概激烈。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责任所在，不能置之度外。
于是恍然了悟鲁迅终于做不成长篇小说的原因，而我批评题目也益发由“随笔”沦为杂感了。且开出近期几篇的题目：《洋节与洋历》、《武侠文化定位》、《文化的积极与消极》、《星星与太阳的辩护》、《追性族批判之批判》……
四、我的批评倾向
中国文艺的批评，常取一边倒的态势。其原因，从前是迫于政治压力，现在则是自觉窥测风向的结果。然而，如今中国不是改革开放、政治清明了么？是的，所以我常怀疑这结果其实并不符合中央的意思。
我的批评态度是常于一边倒中唱对台戏，我觉得唱对台戏可以深化讨论，活跃空气。唱对了，是一种贡献；即使唱错了，人微言轻，也不足以颠倒乾坤，反有利于正方完成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过程，令人更加信服。
或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基因作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合时宜”，比如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他又反对，总之是和朝廷唱对台戏，弄的里外不是人，只好终生流离颠沛。然而，难道不正因为有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才有百家争鸣，才有学术进步。
不过我的对台戏，更多的源于大众的感情，当社会上出现一边倒的批评态势时，大众其实并不买帐，他们发明出“调侃”的战术来消解这种批评。调侃究竟还不是积极的理论建树，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大众批评就必然崛起，而这种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唱对台戏——说得高雅一点，叫做“批判之批判”。
五、我的批评策略
中国历来讲究批评策略，比如“劝百讽一”，近年来又引进西方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操作起来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据说，学院派批评的兴趣往往就在于如何制造一种话语游戏，从而使批评策略无懈可击——至于批评的目的，对不起，那是无关紧要的。
大众批评绝非如此，它目的明确，因而策略简单，就我所见，初具中学议论文的知识，大致也就够了。请试举几例：
1．对比论证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世上的事本来就是一分为二的，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种种对比，更加触目。清贫与奢侈，庄严与无耻，文明与愚昧，种种现象，无可言说。我曾做过一张剪贴资料卡片，一面是希望工程标志的那个想要读书的小姑娘，睁大着迷惘的眼睛，据说完成全国希望工程每年只需3亿人民币；一面是一幅漫画，肉食者们无耻的吃喝，一年便吃掉1000亿人民币。两种现象，分散了，大家早已熟视无睹，贴到一起，见者无不惊心。目前中国文摘特多，设若我办文摘，定采用这种对比推出的策略——述而不作，百事自明。
2．类比论证
大众天性是要平等，表现为强烈的攀比意识。攀比就是类比：既为同类，就该处处平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的百姓向来擅此批评。
类比批评，今天仍有存在的依据。当今社会，理论上的“人人平等”和事实上的大量不平等现象，为此种批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目。我在《批判之批判》中主要采用这种手段，在此不再论。
3．归缪论证
一边倒的批评，由于缺乏反复辨驳的过程，往往含有许多不经一问的内在矛盾。比如说禁洋节，那么禁不禁洋历？比如说玩游戏机有损视力，那么电脑时代来临怎么办？比如说爱国主义，那么“一国两制”的“国”你爱不爱？大众批评就是要对这些破绽抬抬杠子。
4．演绎论证
演绎就是推论，推论要彻底，半推半就，藏头掩尾，不是好的文风。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下去，那么谁该成为领导阶级？这就是临门一脚，推论到底。今天打“擦边球”者众矣，所缺就是这种“临门一脚”的功夫。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批评策略，而是有没有批评的勇气。
发表于《文艺评论》1994年第6期
